《西方文论讲稿》作者自述
 
发布时间: 2012-11-12 浏览次数: 97

 

赵一凡

 

编者按:今年四月,编者前往青岛开会。会上讨论《老子的帮助》,因此得遇作者王蒙先生、以及发表评论的赵一凡博士。赵一凡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1986年回国后,他在《读书》杂志开辟专栏,陆续发表《哈佛读书札记》30余篇。作为《读书》的老作者,赵先生近来忙些什么?叩问之下,他说在校对《西方文论讲稿》下卷。

两周后,编者接到新书《西方文论讲稿续编:从卢卡奇到萨义德》。这就是赵先生所说的下卷了。与之配套,还有一本2007年三联版的《西方文论讲稿:从胡塞尔到德里达》。这两本书各30万字,封面却是一篮一红。

据作者解释,这两本《讲稿》的宗旨,是面对国内文科博士生与中青年教师,通讲20世纪西方人文学术变革,及其所催生的主要新学、新见、新方法。上卷底色为深蓝,因其专门讨论20世纪资产阶级哲学:现象学、阐释学、结构主义。下卷主讲西马思想家,及当下左倾批判学派,因而采用鲜红底色。

赵先生写这两本书,前后花了多少时间?答曰12年。其间花开花落、甘苦自知。这两本《讲稿》成书前后,笃定有不少令人难忘的故事。可否择其一二,以觞读者?赵先生说,只怕拉拉杂杂,要写两万字呢。那就请赵先生从头说起,缓缓道来。我们一次发不完,可以连载它三次。

请看下面的《作者自述》之一。

 

                    哈佛教我一个“变”字

我与西方文论结缘,当在27年前的留学岁月。大约是1982年底,我入学不足一年之际,有位声名显赫的耶鲁教授,应邀来哈佛讲演。题目,是当时极时髦、又极难懂的解构批评(Deconstruction)。

虽说是一介新生,我已大致晓得:哈佛讲座历来丰富。一年到头,各路神仙往来不绝,兜售新奇,直把校园变成一爿“知识糖果店”。无论怎样馋嘴的青年,吃上几年,也就腻了。偏偏那日讲演,颇有几分刺激。说白了,哈佛好比一类大户人家:心高气傲,气度非凡,专请冤家对头上门赴宴。小户人家孩子,哪里见过这等景象?

好奇之下,众生趋之若鹜。听众爆满,客人执礼如仪,表现出绝不逊色于哈佛的机锋与幽默。轮到听众提问时,场内一片唏嘘,无人起立。前排的教授和蔼地笑着,回首作鼓励状,自己却闭口不语。

于是冷场,生出许多静穆。眼见客人离去,我忍不住私下抱怨道: 成天价标榜学无止境,怎可这般倨傲待人? 倘若这便是哈佛尊严,我是否应该警惕其保守倾向,以期更加独立自主地读书?

此后几年,我有意多读新书,关心理论,特别留意西方学术变革大势。说来好笑,六年寒窗,对我影响较大者,依然是一批童颜白发的老学究。他们挚爱古典,珍惜传统,甚至自称是“黑格尔派的马克思信徒”。与此同时,他们处变不惊、机敏过人,绝不迂腐。

譬如我的导师丹尼尔·艾伦(Daniel Aaron),便是这样一位老而弥坚、新旧兼治的典范。

艾伦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美国学(American Studies)元老,左翼思想史权威。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他作为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特遣代表,首次来华,开展学术专访。专访期间,他除了参观大学,公开讲演,还四处游览,广泛会见中国官员与学界名流。他的这一次成功到访,被称为中美学术交流的破冰之旅

艾伦到访那年,我在社科院研究生院读二年级,因为读过他的名著《左翼作家》,有幸充当翻译,陪伴客人两周之久。当这位洋教授风风火火,笑语不断,接连在北大、社科院走亲访友时,我也随之见到了钱锺书、王佐良、杨周翰、李赋宁诸先生。

艾伦离京前,曾与我促膝长谈,问及我下乡插队的经历。不料那次活泼对话,居然改变了我的后半生。

             

我老师艾伦(中)今年97岁了

为纪念老师97岁华诞,我在此写下几节师生对话。以下问答双方,A即艾伦教授,Z是学生我。

A问: 赵,能否告诉我,你的毕业论文为何要写美国左翼?

Z答: 可能是因为我这一代人从小受革命教育。

A问: 前两天你陪我参观军博,看得出你熟悉中国现代史。它对我也多有教益(Very Instructive)。可你毕竟没有亲历过那些艰苦卓绝的革命。

Z答: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当过红卫兵。那也是一种理想激荡。

A问:激荡之后呢?你知道,列宁说革命是民众的节日。

Z答:我们热闹两年,就乘大卡车下乡了,去接受再教育。

A问:在乡下和农民一起生活,你还能保持理想吗?

Z答:乡下很苦,可我们仍旧读书。我那时能读狄更斯《远大前程》、《双城记》。农民让我了解了中国的真实情形,也令我的理想变得更加实际了。

A问:说说你那时难忘的事情。

Z答:起先我们不会做饭。一年累到头,总算把小猪养大了,我们也会做饭了。可到杀猪那一天,女生都哭了,我也吃不下。

几天后,艾伦教授告别社科院领导,与我驱车前往首都机场。途中他突然问我:想去哈佛念书吗?当时我了无思想准备,又担心违反外事纪律。含糊半天,只说“我做梦都不敢想”。老头儿扔下一句Why not? (为何不敢?) 便健步登机,腾空而去。

此后变化直如做梦:我慌慌张张填写申请表,由所长冯至先生签名发出;继而赶去北京饭店一个套房,接受三位哈佛教授的面试(当时中国尚无托福、GRE一类考试);随后欢天喜地、收到录取通知;接着又打点行装,准备上路,却因摊上了社科院的首例公派,好事多磨。直捱到1981年底,院外事局王光美局长一纸特批,才放我飘洋过海,远赴哈佛,成了艾伦门下一名中国弟子。

我老师艾伦出身贫寒,勤奋过人。像大多数30年代左翼文人那样,他是靠自身努力,一路苦读,成为哈佛大学第一位美国学博士,战后欧美思想史大家。在这老头儿手下读书,我可没少受罪。

首先是由于我少不更事、好高骛远,惨遭老师修理。一年级还没读完,我就向艾伦教授提出:博士论文我想写左翼文豪威尔逊,或是赞同派大腕霍夫斯塔特。老师让我先上好文学史、社会史、政治史课,又逼我去读美国宗教、经济、军事外交。

        

艾伦成名作《左翼作家》牛津版                艾伦自传《美国研究者》

干吗要读这许多书、上这许多课?国人有所不知:美国研究生制度自1930年前后,开始提倡学科交叉、综合治理。在哈佛读博的各国学生,早已习惯了大杂烩式的混成训练。所以到了那里,千万别说你只看哪一门专业书。露怯!

学生宿舍也是混合编组。你的左邻右舍中,汤姆学天体物理,吉娜发掘古生物化石,莫尼卡是数学高材生,小皮特天天捣鼓寄生虫。万一他们出现在你的研究班,跟你争论法国后结构主义,而且知道的比你多,你可别露出吃惊的样子来!

1981年我被社科院公派去美国留学,所长指示我去读一个美国文学博士。没想到入学注册时,哈佛压根儿就设这个设置!那就去读英美文学博士吧?可我听说英文系学风陈旧,抵制新学。最糟糕的是,他们的美国文学史只教到二战前,这让我如何回国交差?

为了应付变化与发展,我要求去读美国文明史系。那里的课程,竞然是文史哲一气贯通,政社经面面俱到!

如此跨学科综合训练,对于中国学生,大致是个什么概念?以我个人作比方,这就像一个走惯田间小路的插队知青,突然被命运开玩笑,扔到了波士顿的高架桥上 —— 只见高楼林立、彩灯闪烁、匝道盘旋。桥下河水奔腾,桥上汽车疾驰。冷不防一声汽笛长鸣,从隧道中隆隆冲出一列地铁。乡下娃凭着开手扶拖拉机的手段,正驾着一辆破车,小心翼翼爬行,此刻能不惊出一身冷汗?

我那阵子囫囵吞枣,头昏眼花,叫苦连天。身心交瘁中,我忍不住向老师诉苦。艾伦教授不听废话,反而逼我与他一道骑车外出。紧跟着他,我狂飚20英里,赶到列克星顿。

     老师带我骑车到列克星屯,在美国革命打响第一枪的纪念碑前留影

在那个美国革命打响第一枪的小镇,我气喘吁吁,满身大汗,向老师保证说:今生今世,我不会再说一个苦字。为什么呢?因为我已发现:我老师与众不同,在于他的思想活力与创新精神。自打作了他的徒弟,我始终感觉自己在他身后狂飙不止,苦苦追赶。而他老人家一直保持旺盛知识兴趣、犀利批判眼光,直到如今的97岁高龄。

我和老师在列克星屯接着对话如下:

A问:上完美国殖民史、革命史,你有啥子想头?

Z答:那个研究班(Seminar)上集中了各国的好学生。我真没想到,能同他们挤作一堆,大幅比较法国、俄国、中国革命。相比之下,我感觉美国革命气宇开阔、心比天高,好似一种荒野探路。

A答: 率先描写美国性格的作家麦尔维尔说:这是一个勇敢无畏、无拘无束的民族。它外表文明,心里野蛮。清教领袖竭力驯化它,可马克·吐温笔下的哈克,就是不信这一套。

Z问: 小哈克可爱,在于他拒绝教化(Refused to be Civilized)。我读派瑞·米勒的《新英格兰意识》,发现他的清教悖论(Puritan Paradox),也是自由与约束两难。这一悖论后来演变成民主与法制。米勒是您当年的导师,您喜欢他吗?

A答:米勒教授是美国早期思想史大家,也是清教思想权威。他的课讲得好,能在谈笑中把学生带回300年前的晦暗时期。然而是人都有弱点。米勒老师晚年酗酒,追逐漂亮女生,很搞笑不是?可他擅长揭示革命的衰变规律,即半契约制,哀诉式布道。这个问题也出现在托克维尔的《论美国民主》里。那位法国思想家一再挖苦美国人,说他们革命之初激情似火,结尾却是可悲现实。

Z问:这让我想起哈佛教授霍夫斯塔特的《美国政治传统》。他真让我着迷。可我觉得,霍老师的书再动人,也解释不了美国史上的反动现象,例如蓄奴制、三K党、麦卡锡。

A答:霍老师在二战之后带头肯定美国自由传统,因此被视为赞同派(Consensus School)的首领。结果麦卡锡反共,逼他掉头研究反智主义。后来他患白血病,我去看他,没想他变得那么萎靡。

Z问:看来单向度思维(One-Dimensional Thinking),毕竟局限明显。霍氏《反智主义》发明政治心理研究,说保守派是出于非理性仇恨(Irrational Hatred),激进派则苦于地位焦灼(Status Anxiety)。奇怪的是,左派思想家马尔库塞,此时也从马克思转向了弗洛伊德。

A答:可见左右派都会变。变的原因,大抵是因美国资本主义太年轻,太多变化空间,且有各种吸纳与搅拌的方式。

老师的话发人深省,让我格外关注一个“变”字。

1984年春,我修完八门大课、八门研究课,又考过两门外语,总算拿到史学硕士。请注意啦:英语在美国不算外语。西方文科系的博士生要拿学位,至少要加考两门外语,即德法文择一,希腊拉丁择一。前者属于现代语言,后者则是古典语言。

然后是生死攸关的博士资格考,或用英文说,Take the Oral Exam。这场口试长达三小时,地点在一个平时不开放的地下室里。七个考官来自四个系,分别就文史哲三大领域提问。折辩内容,早已打印在一份阅读书单上。按规定,它必须涉及10001500本经典书目。

记得答辩那天,我获准在15分钟休息时,可在走廊长椅上喝茶抽烟。茶是家乡带去的龙井,烟是美国骆驼。

答辩结束,我奉命上楼,到大堂等候考试委员会的裁决。全班同学鸦雀无声,守候在二楼阳台上。一个女生默默向我挥动花束。还有几个男生挤眉弄眼,用手语V向我预祝胜利。

突然间楼下传来一阵脚步声。七位考官依次来到大堂。满脸都是笑容褶子的系主任唐纳德教授走上前来,给我一个大大的搂抱。我只听见他说了句Congratulations(祝贺你),其他的话都被二楼发出的欢呼声、奔跑声淹没了。

然后全班人马一道去吃午饭。挂着花环的我,晕晕乎乎、脚不点地,被同学们簇拥去哈佛广场一家饭馆,开宴庆祝。那天我具体吃了些啥?如今一点儿都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噪杂笑闹声中,侍应生小妹问我喝啥酒,我答“青岛”。小妹为难道:没有。我便一脸的不高兴,说满大街都卖这种中国啤酒,怎么偏你家没有?

小妹一面道歉,一面推荐其他品牌。我大声抗议道:今天是我的好日子,我非青岛不喝!班里男生齐声吼叫:要青岛!要青岛!没青岛我们立马走人!于是喝上了青岛。20瓶都干了。

如果说,哈佛的基础课极其看重传统知识,那么它的各种研究班,则以新课题、新方法、新挑战为目标,不断加强学生的理论素质、应变能力。一旦考过博士资格,我的主要任务便是全力以赴地读新书、想问题,以便在“20世纪欧美思想史”的主攻方向上,自选一个有理论价值的题目,开始酝酿博士论文。

也就在我开题作论文的1984年,法国哲学家福柯去世了。此后二十年,围绕他所代表的新方法、新观念,美国人文学界经历了一场“批评理论”的剧烈革命。

这场革命有多剧烈?套用中国前辈陈寅恪先生的话,差不多是一场“千年未有之浩劫巨变”。变化速度有多快?用我亲身体验说:我从哈佛毕业短短五年后,再一次去哈佛访问,当年同学欢聚时,他们热烈讨论的课题名目,我竟是闻所未闻。我不耻下问,向他们请教半天,还是没有完全闹明白!

这种飞速发展的“批评理论”,正是中国人当下所说的“文论”。提醒大家:文论并非传统学科的某一门学问:文学、哲学、历史,抑或是人类学、心理学、政治经济学。相反,它们是西洋哲学中心瓦解后,由众多学科的新兴理论,杂合而成的一堆新学问。

与传统人文学术相比,文论有什么特点?第一,大凡文论,莫不图变心切,倡导观念变革。为此,它们大多喜欢添加新(New-)、反(Anti-)、后(Post-)之类头衔,以此标榜先进,或与众不同。二战后,这些“加帽子”的文论流派,便有新左派、新历史,反表征、反俄底浦斯,后现代、后殖民、后启蒙、后形而上学,不一而足。

第二,尽管来路不一,难以通约,文论的共同癖好,却是一以贯之地反思、质疑、批判西方文明。从胡塞尔到德里达,从卢卡齐到萨义德,各色批判思潮绵延百年,起伏跌宕,不断超越形而上学,突破人文传统,引领西方学术创新图变。

欧美学界吵吵嚷嚷二十年,终于认定:各路新学实难分类,只能含混称作Critical Theories,意即“混杂型的文学与文化批评理论”。概括地说:它专20世纪发展起来的诸多西方批评理论。同时,它也代表发达资本主义剧烈变革态势下,不断挣扎求生的欧美“新学”潮流。其中大者,便有现象学、后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

我在哈佛上过西马课、解构课。私下里,我也高度重视福柯,知道他发起的方法论挑战非同小可。然而在写论文时,我却小心翼翼,非有十二分把握,不敢妄谈理论。这是什么道理呢?让我再讲一段故事,说明新学的艰难与繁杂。

当初我在北京读研时,曾写过垮掉一代论文,还翻译了美国垮掉派诗人金斯伯格的大作《嚎叫》。1983年冬,小金应邀去哈佛诵诗,我也跟去旁听。事毕,主持人凯利教授(Robert Kiely)介绍我与诗人见面,说我是他的第一中国译者,于是交换地址。

次日凌晨,小金带记者闯入我的学生公寓,一通乱拍。因怕同学围观,我忙邀他去咖啡馆,没想他又召来一堆老嬉皮。第二天我读《波士顿环球报》,惊悉双方会谈报道,外加可怕照片。此事令我沮丧,却让我老师乐不可支,因有谈话如下:

Z问: 小金为何要套用惠特曼长句,把那么豪放的咏叹,改成一大串令人惊恐的悲号?

A答:他倒是想学惠特曼那样引颈高歌,唱欢乐颂。偏偏美国梦成了噩梦,所以他只能Howl嚎叫。当然,他也想唤醒同伴。这好比天真烂漫的小哈克,一头碰上了莫洛克(Moloch)。

Z问:我去查看了《旧约》。古希伯来文中的Molech是国王,也是祭祀仪式。那种仪式简单说,就是把小孩子烧死,奉献天神。小金在《嚎叫》中大骂莫洛克,说它脑袋是纳粹,血液是金钱,手指是罗马军团。我问他还有啥,他又神神叨叨,说那是比LSD还高级的毒品,是屈瑞林夫妇、是卡萨玛西玛公主。

       

金斯伯格在诵诗                   《卡迪什》随身版

A答:(大笑)。你从《嚎叫》开始了解那一代美国青年,这很好。还可以读一读拉西《美国左翼之痛》,方可体会新左派的种种困惑。究竟什么是后现代转折(Postmodern Turn)?首先是一代美国大学生从自由主义想象,转向了波希米亚想象(Bohemian Imagination),其中充满了闹剧,但也不乏激烈反叛。

Z问:老师,我好奇:您有过小金这样的学生吗?

A答:举国皆反,何人能免?我教过一个文静女生,名叫普拉斯(Silvia Plath)。她后来成了自白派诗人首领,写着写着就自杀了。还有一个瘦削抑郁的小伙子。他从太平洋战场回来,靠着服役参战加了不少学分,进入哈佛研究班。因为他太瘦,又总是忧心忡忡,我见了他就叮嘱他多吃饭。后来他发表一本著名小说《裸者与死者》。我才知道他叫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当然还有那个时代英雄,哈佛本科生JFK(肯尼迪)。他的作文真差劲。

Z问:说起英雄,我记得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开篇说过,一切伟大革命、英雄人物,都会在历史上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

A答:马克思还说了:每一代革命者都求助亡灵。他们借用祖先的口号和语言,上演新历史剧。麻烦在语言:他们总要乱说一阵子,才能慢慢找着感觉。

如今回想起来,艾伦老师教我之时,实已年逾花甲。可他不仅关心新学理论动向,熟悉个中症结,还常以一种调侃口吻,指点我左右挑剔,上下贯穿,优劣兼治。

我的毕业论文开题之前,他天天逼我刷新方法、拓展眼界。待到我自以为饱读新书、思想先进后,他却反转回来,重提价值判断、强调学科综合,要我好生平衡批判与重建关系。如此安排,好比打摆子:冷热交替,反复挫磨。艾伦老师为何如此难为我呢?

据老师解释,此乃当下读书人必须勉力维持的一种必要张力(Necessary Tension)。此语出自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必要的张力》(1977)面对剧烈学术变革,库恩提倡一种有效思想方式,即在扩散性思维与收敛性思维之间,保持一种紧张压力,以期获得科学理论的突破进展。

不知不觉中,艾伦老师言传身教的治学方法,渗入血液,刻骨铭心,变成我读书写作的思想平衡术。毕业那年,我居然能大模大洋,向傻乎乎的一帮新生指点说:“做学问的艺术嘛,大抵是在新旧、虚实、雅俗、庄谑之间,保持某种必要的张力

我的《西方文论讲稿》,首先献给艾伦老师。原因是:我一来敬佩他的治学成就,二来感激他别具匠心的教诲;三来赞赏他那种发挥到极致的哈佛思想模式: 即一面坚守精神堡垒的高墙深壕,一面敞开城门,吸引滚滚而来的新人、新思想。

结果是:传统与时髦携手,理想与批判共存。这种悲喜交织的生动局面,着实令学生受益非浅:它教会我如何面对现实,调节常变,瞩目将来。

讲完哈佛教我一个“变”字,下一期我将回顾回国之后,钱锺书怎样教我一个“通”字。

 

 

                                 (未完待续)

 

 

 

 

 

 

 

 

《西方文论讲稿》作者自述之二

赵一凡

 

编者按: 本刊七月号报告赵一凡《西方文论讲稿续编》出版,同时刊发《作者自述:哈佛教我一个“变”字》。它主要讲述作者在美留学时,如何受老师指点,知晓欧美新学的变革趋势。出于对西方文论的关注,赵一凡1986年回国后,开始在《读书》撰写专栏,题名《哈佛读书札记》。写着写着,他的文章引起钱锺书先生的瞩目。于是便有接续文字:

 

              钱锺书教我一个“通”字

1986年夏,我从哈佛回到北京,重新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上班。是秋一次学术会议上,我认识了《读书》女编辑倪乐。她发我的稿,又安排我去见三联老总沈昌文。见面地点记不清了。大约是东四一带:当时《读书》编辑部居无定所,总是搬来搬去,让人头晕。

总之,就在某条后街的租借房中(我记得是冬天,朔风呼啸,摇撼破窗),我见到了沈昌文、董秀玉、以及《读书》杂志一群青年编辑。当时感觉,好像回到三十年代邹韬奋先生在上海的工作场所:一屋子男男女女,南腔北调,来去如飞,忙碌不堪。

这边说着话、干着活,那边架上小火锅,要开午餐了。作为呼啸山庄的主人,沈昌文和董秀玉盛情邀我入伙。我尚犹豫,旁边的王炎、吴彬、贾宝兰等人,早已嘻嘻哈哈,捧出各色小菜、南北调料来。一时间汤锅翻滚、香味四溢,大伙儿不分尊卑,纷乱入座。众口铄金之际,恍然进入了共产主义。

当时我仍处于“另眼看中国”的转折期。第一次会晤三联,作何感想呢?从外表看,这帮人因陋就简,形同拓荒者。偏又兴高采烈地做事。其效率之高、人缘之好,让我刮目相看。

原来三联传统,竟是如此敬业!很快,我的这一印象又被改写:因为我开始领教沈昌文这个“知道分子”的厉害。按:沈公说他起小在上海书店里当学徒,并未读过多少书。可他就喜欢同知识分子打交道,属于他们一刻也离不开的“知道分子”。

    

                            沈昌文及其自传《知道》

几个月后,沈公(当时他兼管《读书》)约我小酌。这一餐吃得海派,餐馆也安静。席间,他一再盘问美国学界与出版界的恩怨情仇,尤其关心《纽约时报》、《哈泼斯》、《纽约客》的专栏作家(Column Writer)制度。我当笑话讲给他听,慢慢发现他的醉翁之意不在学界掌故,而在生财之道。摘录对话如下:

沈:一凡兄,你说那些美国大亨,竟用了什么法子,能让学界精英俯首听命,为其报刊写专栏,而且一写十数年呢?

赵:沈公啊,这里头的关节,叫做“因人设栏、一次买断”。无论你是哈佛教授,还是某一学科领军人物,我都可以许以年金、委以专栏,让你及时发表高论。倘若你是大牌作者,你会作何想?

沈:那自然是称兄道弟、引为知音了。问题是:我本是商家,不敢做慈善。即便我的《读书》杂志开了特约专栏,那也终归是要赚钱的。年金出手后,它还能回来么?

赵:沈公是大商人,晓得算大帐。一份杂志若能设立四、五专栏,覆盖人文社科主要领域,它自然就有号召力。读者也会明白,某某与某某,都在这里发文章。一人一年五、六篇,合起来就是一套畅销书,那里头有生活,也有读书和新知。

沈:知我者,一凡兄也。我们煮酒论英雄,可不能喝完酒就完事儿。我想拜托老兄,仿照美国样式,也在《读书》上开起专栏来。三联给不了年金,却善于“感情投资”。其余那些条件,都是我可以说了算的。不知一凡兄意下如何?

我与沈公击掌相约,私定终身。自1987年起,《读书》开办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专栏《哈佛读书札记》:栏主赵一凡,责编先有倪乐,后有赵丽雅。老漫画家丁聪先生欣然加盟,挥笔作画,为我每一篇文字都留下一幅生动画像。

哈佛读书札记写得顺利。紧随其后,《读书》又推出巴黎读书札记、莫斯科读书札记等专栏,分头介绍外国新知,开启国人读书兴趣。及至1988年,我听《读书》女编辑赵丽雅说:国内许多高校学生,不但集体定阅《读书》,在寝室里传看,而且组织读书小组,每周一次,在教室里、草坪上讨论《读书》文章。

我对沈公打趣说:三联改革壮举,成就如此局面。那些个美国出版大亨,岂不相形见绌了?就在我得意之际,突然接到通知,说是钱锺书先生邀我去府上一晤。

  

                            钱杨二老在北京家中

乍听之下,我颇有些忐忑,怀疑自己在《读书》上乱写,让先生看了生气,要招我去训诫一通?转念想想,也不一定:老爷子那么大的学问,他在北京城能碰上几个人,同他侃山聊天?没准儿他看我的文笔风趣,算作一个能凑乐子的,也未可知。

去钱府那天,我记得是星期天。女儿不上学,扔在家我又不放心,所以随我一起去。途中转车几回,女儿一时要吃冰棍,一时要上厕所。等我叫开钱府大门时,父女俩都已满头大汗了。

杨绛先生打开门,未同我说上两句话,就把注意力转移到我九岁的女儿身上。她一边叫我直奔书房见钱先生,一边忙不迭地拉着我女儿,“小妹长小妹短”地说起了家常话。等到我同钱先生谈完,这一老一小还坐在隔壁小板凳上,吃得一片狼藉,说的欢天喜地。

我与钱杨二先生,原是同一单位。我读研究生时,曾领着哈佛大学的艾伦教授,去见过钱先生。那时节,他老人家只顾上同艾伦说话,三、四种外语颠倒说。而我这个小翻译,那有插嘴的份儿?直到钱先生说累了,发现旁边呆着一个人,才对我说:“你,喝水!”

待我出国六年、回国又两年后,再去拜望钱先生,老人家已快满八十岁了。其谈锋之健,仍让我一阵阵发呆。然而这回见面,最让我发晕的事,是老爷子明知我从哈佛回来,偏不同我说洋文,尽说带无锡口音的古文!见面第一句,竟是“二毛子回来了”。

然后考较我的国学,连着说了一串经典名目,我都未认真读过,于是感到汗颜,心中也开始发虚。抬头察看书房里的藏书,大体是中西并列,古今杂陈,丰富的令人垂涎。回想我自家的藏书,可不就是一个只懂洋文的“二毛子”么?

写字台上,层层叠叠堆满了欧美新书,尤以德法文居多。我忍不住好奇,走过去翻看其中的福柯、德里达、本雅明、哈贝马斯。先生淡淡一笑,说这些书都是“新学”。欧美各国的文化参赞们,竞相上门赠献啊。我虽老了,也要用力读呢。

说起《读书》,钱先生一面夸我“有志于西洋新学”,一面揶揄我的文笔洋派,其中的语法和叙事节奏,“倒像是从英文里搬运来的”。我承认在美国时间久了,写家信也会忘了中文笔画。为此,我在床头放着全套《红楼梦》、《三言两拍》,有空就读几页。

先生眼波一闪,问我是否喜欢听苏州评弹?是否也读一两本武侠?我连连摇头,称自己命苦,没时间消遣。老爷子笑道,“那可是我们中国人的大发明呢!”

 

钱锺书在家中客厅

又道:西洋人把写文章、讲课的方法称作叙事(Narration),研究文章怎么写、课怎么讲才能吸引人。可他们不明白,为何中国说书人上得台去,响板一敲,就能让满堂听众鸦雀无声,大气都不敢喘!这是何等叙事功夫?我一向只读圣贤书,何曾听说过这番道理!

从此,我开始恶补国学,同时留意民间说唱艺术,关注话本、杂剧、评弹、武侠的叙事技巧。到了1990年秋,忽然来了任务,要替钱锺书做寿。钱先生一再婉谢,单位里过意不去,坚持要办。我便折衷道:由我在当年11月《读书》上连发两篇评论,讲解《围城》中的掌故与隐喻。比起做寿,这种纪念岂不更多几分书香?

19901121日晚,《围城》电视剧在中央台一套开播。北京城里万人空巷,老百姓纷纷赶回家去看《围城》。他们看戏高兴,却不知那天恰是钱先生的八十华诞。

观众读那两篇评论,明白不少典故,却又如何晓得我为讲解《围城》,翻查了多少中外文经典?然而让我开心的是:《围城》评论得到了钱杨二先生首肯。据《读书》编辑赵丽雅透露:钱先生读我的文章时,不仅喜言悦色,还多次“笑得打跌”呢。

        

钱锺书《围城》中、英文本

光阴如梭,转眼到了1996年。至此,我的《读书》专栏已经连续写了十年,总计30余篇。其中第一组题名《美国文化批评集》,已由三联书店1989年出版。第二组也由中央编译出版社编为《欧美新学赏析》,1996年出了单行本。说明一下:所谓“欧美新学”,原是钱先生的精致说法,如今俗称“西方文论”是也。

早在1982年,我的同学张隆溪,即于《读书》发表系列文字,引介西方文论。1986年这批文章结集出版,题名《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述评》。隆溪入学哈佛后,据实告我:此书是奉钱先生之命,在他指教下完成的。所用参考书,大抵也出自钱氏家藏。

结合我同钱先生的交往,我不由得思考一个大问题:老人终其一生,念念不忘钻研新学、打通中西。这是为何?尤其是针对欧美新学,他一再说要“打通”。此话他在多种场合讲过。说的周全一些,又分三层,即“打通古今、打通中西、打通人文各学科”。

1993年冬,我新购得《管锥编》五卷本,打算通读一过。于是请钱先生题词。他题了词,又对我说:新学不易通,你要花力气,用力咯打。按:老人是无锡口音,“打通”二字,音似“当冬”。

钱氏“打通”方法,始于何时?成于何处?我经多年调查,以为离不开清华、牛津,西南联大这三个所在。分说如下:

清华新生钱锺书  1929年,钱锺书考入清华外文系。此时清华,代表中国现代知识理想,开创研究生培养体系。它在制度上,遂能广纳新知,融会中西、为我所用。上述特征,窃以为离不开陈寅恪、吴宓先生的“中国文化本位”论。或者说,若无陈吴二师,钱锺书的“打通”,便是无根之木。考证如下:

吴宓先生1918年入哈佛比较文学系,师从白璧德(Irving Babbitt),并与陈寅恪结为至交。1921年吴宓获硕士学位,回国任英文教授,创办《学衡》杂志。1925年初,清华创立国学研究院,吴宓任主任,礼聘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四导师。陈寅恪从德国柏林大学返回清华园,又同吴宓比邻而居。

中国文化本位 据吴宓《空轩诗话》记载:“宓於民国八年,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学识”。1961年秋,二老在广州中山大学白头聚首。吴先生发现:“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仍遵守昔年之中国文化本位论。”

何为文化本位?我们知道,陈先生谙熟国史,精通外文,复以本民族命运为重,孜孜寻求中国兴衰原因。如此本位精神,套用陈先生的文言,即“中体西用资循诱”。此说稍显老派。可他那种胸襟宽广、个性倔强的本位精神,于今仍有现实意义。

        

                         留学哈佛的陈寅恪与吴宓

再者,陈先生治学之道,垂范后世。譬如研读《高僧传》时,陈先生围绕“译经传播事者”评论如下:“间接传播文化,有利亦有害。利者,如植物移植,转可发挥其特性而为本土所不能者。其害,则辗转间接,致失原来精意。原因皆在不能直接研究其文化本原。”(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981年,83页)

此一金玉良言,当为我辈奉为文论研究之首要原则。

作为陈吴的学生,钱锺书之于我辈,不但更近一层,也更多现代色彩。他对我的启迪,首先是他承接吴宓打通中西之志趣,身体力行,成就大家典范。钱氏1929年入清华外文系,受业于吴宓。据钱回忆:我这一代中国青年学生从吴宓那里受益最多。他最先倡导比较文学研究。(上海《天下月刊》19374427页)

提醒大家:吴宓从哈佛白璧德处,带回语言文化比较之法。所以他白文半白,提倡“择善而从、比较出新”。这一新学方法,传到钱锺书手中,竟被浓缩成一句白话,就是“打通”。

    

       哈佛比较文学教授白璧德(Irving Babbitt)及其《批评遗产》

外文系制度考  19291933年,钱锺书一直在清华外文系就读。这个“中国第一外文系”建于1926年,始称西洋文学系,1928年改名外文系。系主任王文显留学英国,1915年回国后,历任清华教务长、代校长。王先生主持制定外文系大纲:甲)使学生成为博雅之士,乙)使之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丙)造就精通外语之人才,丁)创建今世之中国文学,戊)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

参照美国大学,外文系鼓励博学通才。必修课包括西洋文学概要、文学批评、戏剧概论、历代文学史。目标是“研究西洋文学之全体,以求一贯之博通”。钱锺书入学时,外语课增至八门:即英法德之外,又添加拉丁、意大利、西班牙、俄罗斯与日本语。一介新生钱锺书,居然修习了日文之外的七门外语。

杂学旁搜,己见迭出  清华四年,钱锺书通习西洋文学史、戏剧概论、莎士比亚等课程,尤喜浪漫诗歌、哲理小说、文艺批评。其专业成绩之好,空前绝后:大一大二甲上,大三超等,大四无纪录(因华北动荡,毕业生提前离校)。

早在大二时,吴宓先生就拿钱锺书当作编外教师,时常让他去填补系里的缺课。毕业前,北大温源宁教授,又荐钱锺书去伦敦大学做讲师。钱氏与众不同的读书志向,此际也初露端倪。

诸多回忆文中,钱锺书都被描述成一个奇才。人们的赞赏重点,集中于他的旁涉与渊博。同学饶余威说:“钱锺书中英文造诣很高,又精于哲学和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他上课时从不记笔记,只带一本闲书,边听边看,但考试总是第一。”

钱锺书的杂学,亦见他与名师关系。30年代初,清华中文系有朱自清、闻一多、俞平伯;哲学系有冯友兰、金岳霖、贺麟;历史系有陈寅恪、蒋廷跋、张荫麟。钱锺书听他们的棵,拜读各家著作,时常当堂提问、己见迭出。他还喜用中英文发表批评文章,左右开弓,一时嘲笑洋人,一时又捉弄古人。

张、钱二人竞说“通”  钱锺书如此不守陈规、不务正业地读书,逐渐养成一派通学志向这方面,不可不说他与清华哲学系教授张申府的交往:张钱二人,一师一生,竟不顾年纪悬殊,做起了忘年交,且双双看重学问之通达。

身为五四风云人物,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引进西学、推崇新知,不遗余力,尤其看重马克思辩证唯物论、罗素分析哲学。张先生率先发现:“解析与唯物,乃西学方兴趋势。前者偏于分,后者重于全。两势会归,必有大成就。” 按:这一会归趋势,到了我写《西方文论讲稿》下卷时,已是十分明显。

1931年,张氏发表《所思》称:“哲学最后目的,只是一个通字。种种分析,只是通的门路和应用。反之,通是分析的补救。”。西洋新学错综复杂,令人手足无措。张谓:“唯通可以通之。唯通可以不胶执,可以执两而用中,可以集众见而见其弊。” 按:张先生这一高见,后在钱氏《管锥编》中大有阐发,对我启迪多多。

钱锺书不甘落后,相继写下《论不隔》、《作者五人》、《通感》等文,逐一阐发其“通学”见解如下:

[1] 针对西学大势,钱引《易·系辞》:唯深也,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能成天下之务。唯有通,方能久。变则通,通则久。

[2] 现代人生活在分裂与歧义当中。王国维先生倡言“不隔”。钱锺书则强调“能达、不隔,即为通”。通是灵活传神、也是雾里看花。更有一层:在钱氏心目中,“通”乃一种自由知识境界。

[3] 西方心理学发明通感(Synaesthesia)说。钱锺书对此兴趣盎然,遂作《通感》文,试将人之五官(眼、耳、舌、鼻、身)综合为一,兼而通之。《管锥编》补充道:神密宗言契合(Correspontia),所谓神变妙易,六根融一。

[4] 中国思想史上一向受敬重之“通人”,即为博览古今、识穷天下者。其中备受钱氏推崇者,有司马迁与郑玄二人。司马迁在《史记》中“兼容诸子百家,总揽大道之要”。东汉经学家郑玄,广采众说,编注群经,“因能破家法,坏门派,创通学之目”。

文史哲学、一气打通  钱锺书的通学志向,在张申府主编的《大公报》上多有流露。《作者五人》一文,纵论英美现代哲学家。其中美国哲人桑塔亚那,最令钱氏心仪。

    

桑塔亚那及其《理性之生命》

这位“山潭野纳”多才多艺,不仅能将玄思化入诗句与批评,而且“他的哲学里随处都是诗”。按: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1863-1952),哈佛哲学系教授。他的学生中名人辈出,有诗人T.S.艾略特、史蒂文斯,女作家斯坦因,黑人政论家杜波伊斯。钱锺书在清华搜读桑氏著作,如《理性之生命》、《存在诸范畴》、《哲理三诗人》。因喜其文风,戏译其名为“山潭野纳”。

钱锺书表示:他要像桑氏那样,在“硬性的学术研究中”,充分掘发“哲学家的文心”。忽又突发奇想曰:“我梦想写一本讲哲学家的文学史。每读一本文笔好的哲学书,这梦想便从心头掠过。” 请注意:这是要一气贯通文史哲三大学科!

我辛苦调查至此,终有一大发现:即钱锺书在清华师从陈寅恪、吴宓二先生,自然受到中国文化本位影响,同时也擅长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方法。然而这个青出于蓝的好学生,却又与陈吴二师显著不同。钱氏之不同,体现在何处?我以为正在于“打通”二字。此说有什么根据吗?

上世纪八十年代,钱锺书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曾肯定表示:“弟之方法并非比较文学,而是求打通,以打通拈出新意。(郑朝宗《海滨感旧集》,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124-125

钱氏为何不安于比较文学?他想做的是什么学问?若知调查结果,请看下一期作者自述之三:《围城》的现代性隐喻。

 

 

                                                      (未完待续)

 

 

 

 

 

 

 

 

 

 

 

 

 

   《西方文论讲稿》作者自述之三

赵一凡

 

 

1997年夏,钱锺书先生因病住院,海外华侨多表关切。广州《南方日报》派员到京采访,我介绍了钱先生治病情况,及各方关照之情。但我更多的焦虑,在于我事务缠身、未及通读《管锥编》。或者说,我对“打通”仍是一知半解,无法上升到方法论。

回看我的《欧美新学赏析》,算是战战兢兢,试着打通的开始。可那本小书费时6年,拼凑16篇杂文,破碎凌乱,前后不通。如此写法,颇似新手开局:只会胡乱投子,占据几块边角。

可我始终痴心不改,盼望慢慢造势于外,辛苦筑巢其内。或许最终侥幸,也能赢他洋人几个子,岂不随了先生高悬云天的一片心愿?问题是:区区一本《新学》,竟让我备感艰辛,难在何处?

其一,我面向国内读者,讲解20世纪欧美新学,此乃一桩跨洋运输工作。运达后,还有一个消化反哺过程。鉴于中国伟大而复杂的国情,我断不能像当年,独自品尝知识糖果,而不操心其它。

其二,我是学洋文出身,自当接续中国学统。研习西学之机,我亟需补习国学、借鉴前辈经验,尤其是钱锺书放洋求学、比较东西的心路历程。于是又有下面的读书心得。

钱氏英法留学记  1934年,钱锺书以总分第一名,考取庚款留学。1935年,他与杨绛双双赴英留学。杨是自费生,钱入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攻读英文学位两年。在牛津,钱锺书不开心。他生活寂寞,时感失望。原因在于牛津课程枯燥、学风呆板。钱锺书冷清不过,便把自家住所Norham Gardens取名“恼人园”。又将他常去的Bodleian图书馆,戏称为“饱黩楼”。

  

                            钱杨1936年在牛津

饱黩楼中 横扫西典  世人皆言钱锺书博览群书,却不知他在牛津如何饱黩?杨绛说:饱蠹楼图书向不外借。读者只准携带笔记本铅笔,书上不准留痕迹。钱氏在“饱蠹楼书记”第一册留注:廿五年(1936)二月起,与绛约间日赴大学图书馆读书,各携笔札。

杨先生又说:“做笔记时间,约莫是读这本书的一倍。锺书却说,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后才发现。如是,做笔记成了习惯。锺书笔记从国外到国内,从铁箱、麻袋、枕套里出出进进。锺书去世后,我找出大量笔记,经整理,分为三类:一外文,二中文,三日札”。

令人惊叹者:外文笔记包括英、法、德、意、西班牙、拉丁文。“其中记有书目、版本、原文页数。英国文学在他已有基础。于是循序攻读法国文学。同样攻读德国、意大利,一部一部细读,勤勤谨谨做笔记。以后他就随遇而读。全部外文笔记,共计三万四千多页,七百多万字”。(《钱锺书手稿集》杨绛序,商务印书馆,2001年)

不拘专业 打通齐观  杨绛笑称:“极俗的书他也能看得哈哈大笑。精微深奥的哲学美学,他像小儿吃零食那样,一本本渐次吃完。可他对于英文专业课,只有一次苦读。有一门古代版本学,要求学生爬梳15世纪抄本。锺书头疼之余,只好恶补。而他所谓苦读,是每天加看一本侦探小说,以便休养脑筋”。

话说回来,牛津的苛刻训练、死板考试,养成钱氏无懈可击的外文功底。40年后,即1979年,他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美时,仍能随口背诵英、德、法文诗篇。依照美国华人学者费景汉的说法:钱锺书以69岁高龄,面对满堂学者,侃侃而论,其洋文之精准、学问之高雅,“真把美国人吓着了”。

巴黎读书 海阔天空  1937年秋,杨绛赴巴黎大学攻读学位,钱锺书随往。这一年,他要比在牛津快乐得多。拉丁区的旧书店、咖啡馆,让他恣意读书交友。开心之余,他发现做学问之人,实该自由自在地生活,海阔天空地读书。

杨绛《我们仨》旁证:“锺书在巴黎这一年,法文自15世纪诗人Villion读起,一家家读将来。德文、意大利文也如此。这是锺书恣意读书的一年。我们初到法国,两人同读《包法利夫人》,他的生字比我多。一年后,他的水平远远超过我”。

有巴黎垫底,钱锺书留学三年,终不枉此行。遍览群书之余,他最喜欢的书籍,却以西洋思想史为主轴。依我考察,其中重点分别为:[1] 以拉丁文为主的古希腊哲学,[2] 以意大利文为主的文艺复兴经典,[3] 以法德文为主的欧洲启蒙与现代思想。

若要为钱氏绘制一张海外游历图,当从荷马、柏拉图开始,经由维柯、拉伯雷、伏尔泰、卢梭,一路拜会过康德、黑格尔、尼采、弗洛伊德,直至遭遇胡塞尔、海德格尔。这两位德国现象学宗师,颇似一对癞和尚、跛道士。钱氏与之暗通款曲,引为知己。到了《围城》、《谈艺录》中,竟是同登一叶扁舟,携手飘然而去。

巴黎读书方式,揭示钱氏治学理念:即于学问一道,他绝不拘泥某个学科,而是上天入地,纵横驰骋。他后来将小说及各类文艺作品,与哲学思想相结合,美其名“打通齐观”,实出于此。

执教西南联大  1939年,钱锺书携妻女从马赛回国,时年29岁。清华教授叶公超,此时主持外文系,破格聘钱为教授。由于抗战,清华南迁,钱锺书从香港上岸,直奔昆明西南联大。

据王佐良回忆:“是秋,叶公超亲陪钱锺书,来到高级英语研修班,向大家介绍说:钱是我的学生,你们真幸运,能有这样一位好老师。” 短短一年中,钱锺书教过的学生有: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杨周翰、李赋宁等。他们生前,莫不自许“钱师门下”。

文学之魂:时代精神  许国璋回忆:钱锺书在联大开课三门,分别是欧洲文艺复兴、当代文学、大一英文。“其时大学讲文艺复兴,多讲英国。钱师则自意大利与法国始,尤喜法国拉伯雷。盖拉氏深恶教会之蒙昧,挞伐无所不及,最足以表示时代精神。所讲文学史,实是思想史。”

     

                  钱锺书及其《谈艺录》

许国璋又说:“师讲课,既语句洒脱,又无取冗长。学生听到会神处,往往停笔默诵。盖一次讲课,即是一次美的感受。课堂板书,师喜用英国伊丽莎白朝之意大利体。字体大而密,挺拔有致。凡板书,多为整段引语,拉丁语、古法语、意大利语。钱师,中国之大儒,今世之通人也。” (许国璋文纪念文载《外语教育往事谈》,上海外教社,1988年)

1979年我在北京读研,听北大李赋宁教授讲文艺复兴。他一改英文系积习,从但丁开始,继而介绍拉伯雷,末了才讲莎士比亚。我对李先生说:学生眼界为之大开。李笑答:“当年钱锺书就是这样教我的。他让我明白,文学研究山外有山、楼上有楼”。

所谓文学 随人见性  钱氏如何看待文学批评?早在清华园,他就写下《新文学源流》、《中国文学小史序论》,继而在《谈艺录》、《七辍集》中多有发挥,自成一套“文学通论”如下:

何谓文学?英文Literature与中国“文学”一样,兼有文献、诗文、学问等多义。在钱氏目中,文学乃“天童舍利,五色无定,随人见性”,所以他著述累累,始终不愿给文学下一定义。基本理由是:

《易·系辞》:物相杂,故曰文。古希腊人谈艺,举“一贯寓于万殊”为义谛。据此中西二说,文学无所不涉、无所不包。我们打开文学经典,犹如“入百花之谷,游五都之市,应接不暇,钻研不尽”。另外与西洋不同,中国文学“兼本末、包内外”,具有天人合一的总体象征性。(《钱锺书散文》,浙江文艺,1997年)

《管锥编》经史子集俱全、诗词歌赋齐备。什么道理?钱氏按:文贵华彩丽事,笔工直白纪实。文笔分工,各司其职。中国历代学问,向以经史为上:经示法,史存迹。圣人示法,隐晦曲折,故以史为阐释工具。然史学传迹,又离不开文学。司马迁《史记》文采斐然。《左传》开后世小说法门。史学大用,因而在于“传神写心”,或再现历史精神:“遗其精神亦即失其真也”。

如今人文学科,大多“主内容、辨真伪”。文学却是一部脱空经:它突出雅郑之殊,讲究形象思维。意大利哲学家克罗奇谓:诗文如百灵鸟,“围绕不可言传者盘旋”。文学不重逻辑,但求比喻模拟,反能冲破概念,走向变化。诗歌小说等,因而常比史书来的高明。

诗无通诂 却有大判断、小结裹  文学“抒作者之情,更感读者之心”。譬如杜诗韩笔,人人都觉美,却又各见所长。诗无通诂,原有畅通与变通二义。诗意不显,必索乎隐。各种解说,必主于一,此为畅通。诗意亦可游移,如庐山之横看成岭侧成峰。此乃变通也。

文学批评是训诂考据?还是叙事修辞?钱氏笑曰:“只怕有些学者,以为此外更无学问”。唐代诗人姚合称:诗家有大判断,有小结裹。“如今学术论文,多作场中批评”,即忽略造艺之本原,常以小结裹为务。批评关键,在于“把千头万绪化为二三大事”,发掘那些“隐于针锋黍粒、放而成山河大地”的思想精髓。

教书与交友  钱锺书在联大教书时,旅居昆明文化巷11号。他在此写下“冷屋随笔”四篇。文中不难见出:作者精神郁闷。1939年底,钱氏辞去教职,前往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出任外文系主任。

据吴宓之女吴学昭追记:“(联大)外文系主任陈福田不聘钱锺书,父亲奔走呼吁,不得其果。寅恪伯父同意父亲看法,但教父亲不可强合。1940114日,父亲赴陈福田便宴,议请钱回校,忌之者明示反对,但卒通过。父亲与寅恪伯父稍感宽慰,但钱君已不愿返回。(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103页) 这桩公案起自清华:传说钱氏毕业时,不愿留校读研,陈福田因此大不满。实际情况,我以为要复杂得多。

不落巢穴 破体求通  在清华,钱锺书遍采百家,又欲不落俗套,岂无自处之法?外文系教授叶公超,有心延揽才俊。钱赋诗答曰:“亦居魏阙亦江湖,兔窟营三莫守株。”不久钱作《论交友》,称“我有大学时代最敬爱的五位老师,都是以导师而更做朋友的”。

请注意:他承认亦师亦友,坚持无师无门,其间夹有一层通学之虑。《管锥编》称历代学问大家,因不落巢穴、方有所突破。贾谊论文象赋,辛弃疾作词似论。《醉翁亭记》不为赋乎?《货殖传》不类志乎?故能废前法者乃为雄。名作多破体,死守则自缚。

宗派阻绝、无师自通  其次,钱氏深知辩证规律。《谈艺录》称:诗文之累学者,不由其劣,而在其佳。此说源自《管子·枢言》:“佳则动心仿造,仿造则立宗派,宗派则有巢穴,巢穴则变腐恶。”

《管锥编》更作两面观。其一,宗派判分,对疆阻绝。其二,各派多暗契默合,而非直相受授。譬如惠能“得无师之智”。所以毋宁观其会通。大师无意开派,而自成派。弟子本意尊师,而反害师。

 

            《围城》的现代性隐喻

我在上文提及:钱锺书在巴黎读书时,一度熟读胡塞尔、海德格尔。这两位德国现象学宗师,颇似《红楼梦》里那一对癞和尚、跛道士。钱氏与之暗通款曲、引为知己。到他写作《围城》、《谈艺录》中,竟是同登一叶扁舟,携手飘然而去。

国内文学研究,一向忽略《围城》成书的欧洲哲学背景,尤其是其中围绕中国现代性的重大隐喻。我却以为:作为一部蕴含丰富的哲理小说,《围城》的思想分量,在国内堪与鲁迅的《阿Q正传》比肩,在海外则不输于法国哲学家萨特的《恶心》。

先看钱锺书与胡塞尔、海德格尔二人的灵犀相通。1935年,因受纳粹迫害,胡塞尔被剥夺德国公民权。生命危难之际,老人毅然发表《欧洲科学危机》称,“我肯定认为,欧洲危机起源于一种误导的理性主义。”这一现代理性取消精神探索,抛弃伦理价值,这令它失掉针对人类生活的总体把握。为此老人大呼:欧洲如何摆脱危机? 哲学的不死鸟,何时能从思想灰烬中冉冉升起?”(倪梁康译《胡塞尔选集》,上海三联,1996年,下卷)

1963年,海德格尔发表《哲学的终结与思想的任务》,宣判西洋哲学死刑。在他看来:现代科学昌盛,实乃一个瓦解真理的过程。这一发展导致哲学解体。解体之后,老海何去何从?据其女弟子阿伦特解说:老海晚年并不关心体系重建。他的思想探索,因此变成一种漫游随笔、哲人诗话。例如《路标集》与《林中路》。

中国学术史上,与胡、海遥相唱和者,首推钱锺书。旧文四篇中,钱氏针对现代文化灾变,写下精彩论述:“不妨回顾一下思想史罢。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总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钱锺书《七辍集》,上海古籍,1985年,30

再看海德格尔如何赞赏“诗思”:诗与思分属人类揭示真理的两大原始方式。诗是去蔽和开启,思乃聚集与统一。老海心中的知识家园,深藏在一片原始森林中:浓荫深处,隐藏着人类不可接近的奥秘;败叶遍地,蜿蜒着一条名唤“诗思”的蛇行小路。在老海看来,它有望带领人们穿越迷误,重返家园。

对于老海诗思,钱锺书表现出浓厚兴趣。他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表示:“我一贯的兴趣,是所谓现象学”。(胡范铸《钱锺书学术思想研究》,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年,21 页)

依我考察,钱氏现象学兴趣,始于他在英法博览群书。1938年回国后,他几度辗转,先执教西南联大和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继而蜗居上海沦陷区,饱尝人生苦难。苦闷之余,他开始创作小说《围城》,即像海德格尔那样,尝试一种世界游戏(Weltspiel)。

请留意:钱锺书此时严酷而荒诞的生存背景,与同期欧洲思想家相去不远。以我拙见,《围城》实以一种中国式的存在主义眼光,描写方鸿渐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表露他们乱世飘零、精神孤寂中的“亲在”经验。根据何在?

《围城》首先揭示一种“无出路境界”。钱氏引述《易林·大壮》:“火左寇右,尚网开两面,此则周遮遏破,心迹孤危,足为西方近世所谓无出路境界(Ausweglosigkeit)之示象,亦即赵元叔所谓“穷鸟”之遭际也。(《管锥编》,1986年,574页)

赵一凡按:“穷鸟”即方鸿渐。鸿渐一名,取自《易经》渐卦,即鸿渐于干、鸿渐于磐、鸿渐于陆、鸿渐于木、鸿渐于陵、鸿渐于阿。

卦中之鸿,正是一只飞来飞去、没有着落的“穷鸟”:它从海上飞来,逐次飞临岸边、石头、陆地、树木、最后飞上山头,始终处于一种寻觅不定、无家可归的动荡中。

鸿渐之名,遂与“围城”对应,构成一个无奈而悲悯的人生意象。围绕中国文人生存状态,《管锥编》频繁引述老海名言,不下十次之多。此处试举两例,略证其旨趣所在:

其一曰:当代西方显学有言,人之生世若遭抛掷(der ezistenzial Sinn der Geworfenheit,赵按:老海名言)。此句堪与中国古人相互引发。譬如李白《上云乐》:女娲戏黄土,转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间,蒙蒙若沙尘。1424

其二曰:与人为群,在己无偶,吾国词章中写此情者,以曹(植)、李(白)两文为最古。聚处仍若索居,同行益成孤往,各如只身在莽苍大野中(la solitude en commun, 赵按:此为萨特语,the lonely crowd, each his own wildness,乃今是西方著作肠炎咏叹之境。1064

上述植根于中国本土的知识感悟,上起曹李,下达方鸿渐。继而勾连中外,与德法思想家平等对话、往来咏叹。它所造成的丰厚象征意义,直指人类当下存在,或曰“现代性”的福祸相依、吉凶难料。

另外,钱氏自《谈艺录》起,开始讥笑空中楼阁,反对人为体系。同时他像老海那样,寻求一种“诗思漫游”法,以期生动再现历史精神。《谈艺录》称:必须“穷尽力气,欲使小说、诗歌、戏剧,与哲学、历史、社会学等为一家”352)《管锥篇》小结:目的是发现那些“隐于针锋粟颗,放而成山河大地”的普遍性。(1279于是我们看到《围城》以“爱情小说”戏仿形式,从凡人琐事、逸闻掌故中,一再抉发中国走向现代性之“围困主题”。

《围城》第五章,方鸿渐在上海登船。由于途中寂寞,便与孙柔嘉聊天,提及一个“大鲸鱼童话”。那条鱼饱含寓意:它出自英国作家斯威夫特《一只桶子的故事》。传说英国水手有个习俗,每当在海上望见鲸鱼,总要扔只空桶,逗那可怕大鱼游开。身为讽刺大师,斯威夫特在此讪笑霍布斯的《利维坦》:即老霍在对付国家怪兽时,也像水手扔桶子那样,“玩弄一切宗教与政治手腕”。

《围城》巧用此典,喻鸿渐为水手,柔嘉为大鱼。只因鸿渐“刚吃过女人的亏”,又遇上一个同船女孩,不免学水手惯伎,胡吹一段“巨鲸吞船”的牛皮。他自以为能逗女孩转向,偏又识不破她“借书核查”的圈套。若非辛楣解救,他早已变作一条“钻进鱼嘴的糊涂船”。(《围城》,1980年,145页)

            

霍布斯《利维坦》               斯威夫特《一只桶子的故事》插图

船上对话,充满喜剧色彩。不料,它犹如一曲阴森伴奏,反复加强,直至形成“围困主调”。在三闾大学,鸿渐发现柔嘉“颇有主见”。订婚后,他感到“自己有了女主人”。待到辛楣再次提醒时,他已陷身鱼腹,“不能任意傻干任何事了”。日本学者中岛按:此一令人惊悚的醒悟过程,代表传统文化对现代中国人的围困。

钱氏为何要借一位小家碧玉,来表现这种围困?原来柔嘉一名,出自《诗经·大雅》。其中卫武公道:用戒不虞,慎尔出话。敬尔威仪,无不柔嘉。又云:中山甫之德,柔嘉维则。令仪令色,小心翼翼。这两段古训讽颂交替,体现中国古代统驭之道。

《围城》另一贯通大喻(Controlling Metaphor),即理想与现实相悖。换言之,五四先驱所提倡的图变之举,未必就能如愿。钱氏引用英国人休谟的公式,指IsOught(现实如何、理当如何)永不交叉。据此,方鸿渐只配娶孙柔嘉。对比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现代性在历史运动中获得了实现,可那毕竟是一种被扭曲的实现。”(参阅《西方文论讲稿》下卷,715页)

哈贝马斯的惨痛发现,也是一起“失败婚姻”。返转一想,这种难觅出路的现代困境,岂非正是钱锺书笔下的那个“围城”?所谓围城,即一种两难境地:外面的人急着进去,里面的人闹着出来。杨绛先生说:天下大事小事,男女情感纠葛,莫过于此。

我追加一句:欧美左右思想,各派时髦理论,暗合其理。以我陋识所见,钱锺书明白韦伯的合理化悖论,他还早早预见到:中国人尾随西洋、也将进入现代之后的危机。考证如下:

首先,依照曹雪芹“十二釵正副册”,《围城》中出现一双正副英雄:鸿渐教书育人,辛楣从政救亡。然而这一对五四传人,偏偏无法圆梦。生活中,他俩也接连遭遇爱情挫败。什么道理?

原来二人姓名包涵中国隐喻。鸿渐姓“方”,只因孔子能方不能圆,所以他注定了“头方命薄”。赵辛楣与唐晓芙之名,双双来自《楚辞·九歌》。湘夫人歌曰:“桂栋兮兰燎,辛夷楣兮药房”。此处“辛楣”指香草做了户楣,高贵堂正。

湘君又唱:“采薜荔兮水中,察芙蓉兮木末”。这是辛辣讽刺理想主义者:下河去寻旱地薜荔,爬树为摘水生芙蓉,尽干那些“固不得矣”的傻事儿!最后,辛楣与晓芙相加,又暗指中国古代大诗人屈原留下的千年梦想,此即“香草美人”。

其次,参考英国人休谟的《人性论》,钱氏指理想与现实从来就是两码事,女朋友和情人截然不同。根据这一现代人生大喻,方鸿渐只配娶不理想的柔嘉,暗中为晓芙的消逝痛断肝肠。请留意:鸿渐毅然离家出走,根源即在于此。各位不妨串想一下:福柯后来转向尼采,浪迹江湖,成了“游牧思想家”,是否酷似方鸿渐?

《围城》并不只写鸿渐。书中副骑士辛楣,作为鸿渐可笑的另一半,痴心不改,执迷不悟。小说于是续写他惨遭汪娴氏诱惑的悲剧副本。我们知道,辛楣先是暗恋文纨,与鸿渐争风。未果,他又在三闾大学坠入情网,因此落得个无家可归。

赵按:苏文纨之名,明写她是文采昭然的大家闺秀。但此女作为“城堡贵妇”,在书中象征金钱与权力。钱氏先引歌德伪洁论,再套墨子所染论,暗指苏小姐为人势利,终将在名利场中堕落。辛楣随后爱上的汪娴氏,其相貌与文纨吻合。案发后,辛楣不敢承担责任,结果遭那女子痛骂:“胆子只有芥菜籽那么大”。

至此,二人皆因性格软弱,双双受到重伤。平行线不相交的残酷定理,终于被确认无误。我最后问:辛楣这位副英雄,是否很像哈贝马斯? 这两位英雄的故事,是否合成一部“噬啮嗑合,相反形成” 的现代悲喜剧?(参阅《讲稿》下卷735页)

                                (未完待续)

 

 

 

 

  《西方文论讲稿》作者自述之四

赵一凡

 

1998年底,钱锺书先生病逝北京,享年88岁。

先生留遗嘱说:“只要两三个亲友送送,不举行仪式,不要花篮,不留骨灰”。海内外一片追念声。其中余英时《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称:“默存先生逝世,象征中国古典文化和 20世纪同时终结。年轻一代若能像他那样勤谨苦读,中国古典文化或可在21世纪重生。”(上海《文汇读书周报》1999129

此一评语分量重,且多鞭策。但有一点疑虑,我想提出辩析:钱锺书尽享天年,与王国维自沉,二者明显不同。

王国维《人间词话》推崇传统文化理想:“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我以为,这正是中国历代文人,自屈原以降,数千年念念不忘之“香草美人”,或抽象理想,直至王国维于192762日留下遗书,在昆明湖自沉。王先生死因,已由他的老友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先生挽词》中解说透彻:

“吾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钢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尤希腊柏拉图所谓Eldos。(静安)所殉之道,所成之仁,均为理想之通性。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王国维《人间词话》,群言出版社,1995年,2111页)

依我浅见,王国维与德国思想家本雅明类似: 二人皆死于理想破灭,死于现代性的巨劫奇变,也都死在传统文化的废墟中。与之不同,钱锺书倾毕生之力,孜孜研究现代性、克服现代性,直至将其与中国思想融汇打通,因此成为我这一辈后进学人的摆渡舟。现将我的感受速写如下,以资纪念钱先生去世十周年:

钱先生过世后,我辞掉行政职务,专心读书写作。此际,我已认定《欧美新学赏析》不合格,自当另起炉灶,勉力打通20世纪欧美新学。然而,方法论上的选择与融会,却让我辗转难安。

首先是我在哈佛所学,与我补习的国学传统,二者一如天壤之别。回到北京,伦老师教我的美国张力论,自然不敷应用。参比陈寅恪、钱锺书,我既无资格奢谈本位,亦难避免讹错之嫌。可我仍希望居间媒介,既不泥古、亦不趋今,比较自主地讲评西方文论。这在美国张力说之外,岂不又多出一重中国压力?

不消说,我的新书《西方文论讲稿》,恰是上述张力与压力的产物。自1998年起,我开始以断代思想史形式,分头描画20世纪三大文论思潮,即现象学、结构与后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至2002年,近百万字的初稿大致成型。我为减少讹错,又添加一种定期出游、面向学生的教学实验法。可我所到之处,往往一个博士班,竟有半数跟不上。这其间过错,我认为主要在我。譬如我食洋不化,疏于贯通。又如我不熟悉学生心态,缺乏应对国情之手段。

往来各地,反复修订,让我明确两项认识:其一,中国当下人文学术,因其知识陈旧,结构单一,实难应对西学最近之百年剧变。而我目前工作,尤须克服阻力,坚持融通。其二,打通工程不能仅凭少数人,而应群策群力,以期久含渐化、萃精去芜。

      请补下卷封面照片

赵一凡《西方文论讲稿》上下卷

2001年起,我在北外《外国文学》开辟专栏,邀集国内外60位专家,共同撰写《西方文论关键词》。同时我在同事和学生鼓励下,不断变换手法,以求文稿通顺、讲课生动。因此便有《后现代史话》、《现象学轶闻》、《后结构传奇》、《西马英雄传》、《后学面面观》相继发表,而且悉数写成了针对博士班的讲稿形式。

写作过程中,我对西方文论产生一些事关全局的想法。这些想法纷纷向我提示:中国人治理西方文论,有无我们自成一家的批评原则?为了回答此题,我在调查钱氏知识谱系的基础上,进而下力气通读《管锥编》,以便辑录其中的方法启示。

 

          《管锥编》的通学启示

钱锺书是清华外文系的好学生。他在牛津攻读的专业,也是英国文学。身为英文教师,他从昆明、湖南,一路教到北京,教的全是英国文学。问题是:他是怎样超越专业局限,变为学问大家的?

各位不妨回想他23岁那年,在清华园中发下的宏愿:“我梦想写一本讲哲学家的文学史”。这本梦想之书兑现没有?窃以为,它以《围城》为先声,复以《谈艺录》、《七辍集》为试笔,几经勘磨挑剔,终于演化成了《管锥编》。

管见锥指:通学之书  《管锥编》197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分五卷,百余万字,分别梳理《周易》、《左传》、《史记》十部古籍,涉猎英、法、德、拉丁、意大利、西班牙等外文书籍二千余种。其中的批评议论,兼及文、史、哲、社会、政治、心理、语言、民俗等十余门学科。如此浩浩巨制,岂以“管锥”题名?

钱先生引《毛颖传》,说明“管锥”二字,分别是管城子、毛锥子的略称。然而,《管锥编》毕竟是一部中西合璧的现代学术著作。参比20世纪西方文论,我谨发表刍议如下:

超越新学、旧学之争  自五·四以降,中国学术受制于两大倾向,其一是以胡适为首的“以西释中”法,其二是陈寅恪力主的“文化本位”说。钱锺书夹在当中、半间不架,却又各取所长、左右开弓,提出自成一家的“打通”论。窃以为:他的这一独立自主姿态,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别具示范意义。

首先,他针对传统学者的治学路数,多有批评挖苦,指其泥古、守旧、琐碎、不识新学之优长。其次,围绕日趋严重的中西文化冲突,以及随后的抗战与革命,他不偏不激、瞩目长远,致力于打通中西文化系统,目的是为中国文化谋求更多新的生机。

世人多指钱氏淡漠政治、远离革命。殊不知他早在上海沦陷时,已在《围城》小说中提前预见了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境地:即外边的人急着进去,里面的人闹着要出来。

2007年圣诞节前,远在美国的余英时先生,这样评价钱锺书的知识结构:“他有许多管道吸收思想,所以不为一种学说所动。普通人常会被一种思想俘虏,这并非那个思想力量大,而是它背后有更大的现实力量支持。他能长期保持独立精神,这是他早年博览群书的结果。”(傅杰网上报告《余英时时隔十年谈钱锺书》)

我补充:钱锺书终其一生,打通国学与西学。其与众不同处,在于不偏不废、比较出新、执两而用中。故而,他能在众说纷纭下,洞察二者局限,汲取双方精髓。或者说,钱氏交替使用他的左右两手,其配合默契、娴熟自如,令同辈学者无法相比。这不仅方便他打破中西对立,跳出冲突怪圈,而且在我看来,实有利于他默默储存学养与智慧,为中国文明预设一个更高远的目标。

兼顾大学与小学 《管锥编》秉承中国文人笔记体裁:即以片段评语,疏疑解难,又以织补手法,签注古籍。可在骨子里,它是一部中外比较思想史,或曰“文论”著作:其中既有文词批评,也有哲理批判。简单说,就是大学小学、比翼齐飞。

中国人自古提倡“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其宏大目标,关乎治国、平天下。每逢强国盛世,大学昌盛延绵。遇有异族入侵,高压钳制,汉族士子便隐去江湖,倾心于版本考据、修辞训诂。此一奇特“小学”传统,自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起,经由明末李渔的诗词韵律,发展至方苞、姚鼐为首的桐城古文派。

 

 

 

 

 

 

                  钱锺书(1910-1998

据余英时回忆: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是晚清、民初的著名训诂家、古文大师。受其父影响,钱锺书早年精通小学,热衷考辩,尤喜古人的笔记式著述,譬如南宋王应麟的《困学记闻》,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日知录》。这些笔记看似无序,却饱含原创思想:就像少量奶粉,冲入热水,即成一杯浓香牛奶。

当年叶公超在西南联大说:“钱锺书的学问好比一地散钱,没串起来”。余英时辩解:钱氏不信抽象系统。他嘲笑黑格尔造了一个大系统,自己却住不进去。套用英国人伯林的比方,学者有两种,一种是刺猬,它总想抓大东西。钱氏对此没兴趣。另一种是狐狸,样样都知道,这就是钱锺书。他捕捉小真理,加起来却很可观。

余先生又说:钱氏遗产具有永久价值。可他没有大系统。他比较看重小结裹,偶尔也有大判断。对此,我略表异议如下:

其一,《管锥编》书名,典出《庄子·秋水》:子乃规规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辨,是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不亦小乎!钱锺书所谓“管窥、锥指”,正是中国古代文论特有之“以小窥大”法。说白了,钱先生是以中国经史子集为线索,网罗外国各派新学,令其交相辉映、彼此参合,进而抉发它们共有的思想精髓。

其二,钱氏一直提倡通观圆览,讥笑专家局限。这年头,专家大多目光短浅、拘泥小节。一不留神,即变成世人笑柄。何以如此?钱氏在《七辍集》里道破天机:“由于人类生命和智力的严酷局限,我们为方便起见,只能把研究领域圈得愈来愈窄,把专科学问分得愈来愈细。此外没有办法。所以,成为某一门学问的专家,虽在主观上是得意之事,在客观上却是不得已。”(113

其三,钱氏讥笑专家之余,反复提倡鸿儒、通学、乃至学术方法上的觑巧通变。《谈艺录》引王仲任《论衡》: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所谓鸿儒者,能精思著文,连接篇章。可见学人之望为文人而不可得。(178)如何才能通?这可是一个国际性难题。让我们继续往下,去看钱先生如何圈点古人、洋人的不通之苦、贯通之喜、及其各式转圜之法。

长歌当哭,蚌病成珠 《管锥编》内容,出自钱氏留学笔记。待他返回昆明后,中国已进入全面抗战。作者流浪湘西、蜗居上海,自叹是“兵罅偷生,聊作忧患之书”。(《谈艺录》序1页) 此中情怀,与20世纪西方思想家如出一辙。体现在具体文风上,即钱氏诗句所吟:长歌当哭,蚌病成珠。戚戚之极,变为浩浩。

自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学界之于西方新学,疏忽已久。解放后,由于交往窒碍,欧美新书更加难得一见。就连钱锺书这样的大儒,也难索得一本罗兰·巴特。及至1979年,国内通盘评点德国现象学、阐释学、俄国形式主义、萨特存在主义、拉康心理学、巴特文本论、德里达解构批评者,惟《管锥编》一书耳。

初读《管锥编》,我常有悲凉之感。尤如黄昏薄暮,独自步入一座废弃豪宅:那里头荒草萋萋,断墙残垣,鼠兔穿梭。看门老人手持烛光,缓缓引导,而我小心翼翼,拨草前行,居然能于幽暗中,多有惊喜发见。

后来我花两年时间,慢慢细读此书,随同查访钱氏其他遗著,并且分门别类,也作一些笔记。于是便有一大发现:西方学术纷纭变乱中,理论大厦倾覆,遍地瓦砾碎石,学人何以治学?

面对这番尴尬景象,钱锺书早已在多处、不厌其烦地反复解释说:偶然性推翻了人们至今所理解的必然性,必然性的原有观念失效了。对此他提出警告:在此大背景下,“谁要猎取终极真理,或根本不变的真理,那么他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

又云:那些总体垮塌的知识系统,“好比庞大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住人了。然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的东西,只是一些片断思想”。(《七辍集》,29页)

原来先生蔑视系统、嘲笑宏伟的看法,竟是大有来历,而且自成其理!后生自知浅薄,不敢妄论钱氏方法之“大小”,却又不断发现其中的大结裹、大判断。这是为何?

诚如余英时先生所言:“钱氏贡献都是笔记式的。笔记有个好处,就像《管锥编》:你可以说它是读书笔记,即以一部部经典为本体。现代西方学术,多半要求你有结构。这个结构好,就能把许多东西放进来。钱锺书不要结构。他讲《周易》就以《周易》为结构,讲《左传》就以《左传》为结构。他在这里面寻找可以利用发挥的东西。他讲得非常精到,同时还要对中西双方加以比较沟通。所以他不断对照二西之书。所谓二西,一是西方印度佛教,一是西方的哲学文学。”(《余英时时隔十年谈钱锺书》

我还想补充一节:钱锺书对于西方新学(或文论),不仅仅是引述精确、譬解灵巧、注疏周密 —— 他还在暗中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战略地图,一套祖传的中国兵法。我说的地图,涉及钱氏知识谱系。至于兵法,是指《管锥编》中如数家珍的国学方法。其中既有传统大学之大判断、大思路,也有他所擅长的无数小结裹。

不瞒各位,我在写作《西方文论讲稿》时,多亏有了这套方法,方得以翻山涉水、过关斩将。现举其大者如下:

亦扫亦包法  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称:20世纪西方产生了诸多变革思潮,诸如现象学、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如同一条思想大河中的几股激流,它们“都标志现代思想与传统决裂”。如此罕见的学术乱局,当如何视之?

《管锥编》389页引《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全晋文》卷四六:圣人之道如天地,诸子之异如四时。四时相反,天地合而通焉。中国古代思想家中,“于一世学术能概观而综论者”,首推庄周《天下》篇。提醒大家:这岂非一大判断?

391页又道:司马迁《史记》开创中国史学,其豁达大度,在于“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废而各有弊也”。钱按:太史公发明“亦扫亦包,相断相续”之法,可借诂黑格尔奥夫赫变(Aufheben),其《哲学史》中论学派之相非相续(Widelegung),亦同斯旨。

赵按:如此卓越眼光,横扫中西,纵贯古今,通吃诸子百家,犹如四时轮转,岂非天地间难得之大见识?

    

        钱锺书《管锥编》

儒家辩证法   《管锥编》征引马恩《共产党宣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一批辩证法名著,肯切表示:“转益多师是吾师”。同时钱锺书发现:中国人自古不重逻辑,却谙熟中庸之道,此乃“儒家于辩证法之发凡立则也”。何谓中庸?《七辍集》9页按:“中,指恰如其分、无偏差,不抗不拘”。

西方文论左右相攻,令我头痛不已。忽见钱氏引述《周易正义·噬》:噬啮互动,相反相成。(22)《管锥编》350页进而确认:“执其两端,可得乎中。思辨之道,故所不废”。我乃大喜,相信此法高明之至,“足使黑格尔羡妒”也。

鸟之两翼法  钱氏《谈艺录》提倡“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反什么?《七辍集》35页称:反即“反思与再认识”。黑格尔看重认识转折,即“回过头来另眼相看”,或由识(Benkannt)转为知(Erkannt)。《管锥编》171页,又展示“鸟之双翼”法:“自省可以忖人,观人亦资自知。鉴古足佐明今,而察今亦裨识古。鸟之两翼,剪之双刃,缺一孤行,未见其可。”

1984年《读书》第6期,钱氏发表一篇《走向世界序》,笑称“哪怕你不情不愿,两脚仿佛拖着铁镣,你只好走向世界。” 接着又苦口婆心,宽慰大家道:“外国新学理论,能让我们回过头来,对中国古典刮目相看。它们非但不是破坏力量,反而是中国学问走向世界的媒介。”有此一句,中国未来之大学,何患不昌盛?

通观圆览法  迫于发达资本主义危机,欧美三大文论思潮各显神通,分别针对形而上学传统,施以理论上的解构、解码、狂欢化。百年学术变革,导致大厦倾覆,断墙残垣,瓦砾遍地。犹如一场大地震后,人们惊魂未定,却不知怎样着手重建。

钱锺书在《管锥编》480页处,建议我们一不怕乱,二莫嫌烦,只管将那些断章残句、破碎理论“捉至一处”,加以旁通连类、古今参印。这岂不是伽达默的循环阐释(der Hermeneutische Zirkel)?

钱氏答:唯唯!否否!“循环阐释”冠西洋之名,对应中国“通观圆览”。何谓圆览?希腊哲人以圆为贵。《易》曰“耆之德,圆而神”。《论语》意旨周备,圆转无穷。物有大而不普,小而兼通者,譬如明珠一寸,鉴包六合。何谓通观?即积小明大,举大贯小,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171)

脱胎换骨法  时下西方的后学潮流,依然起伏跌宕,变化莫测。然与20世纪中叶的剧烈破坏不同,后学主要特征是:学科交叉,学派交融,理论转码,变形再造。

学科交叉典型,当推福柯:他发明的知识考古学、权力物理学、身体政治学,竟无一能纳入任何学科!学派交融代表,则有哈贝马斯和萨义德。老哈身为法兰克福学派大弟子,转而接受美国社会学,推行“马克思主义的韦伯化”。为了推进后殖民批评,萨义德目无町畦,不分左右,同时借重西马与后结构。至于布迪厄和詹姆逊,我们已分别领教了他们的中介调和、理论转码。

钱锺书在《管锥编》卷首,引用英国批评家巴特勒(Samuel Butler):融会贯通之事,每发自混淆变乱之始。(6) 《列子》之袭《庄子》,世所熟知。至脱胎换骨、假面化身处,则识破鲜也。(480)《荀子·正名》道: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钱按:形体可变,元神无改。(472

《谈艺录》区分模仿与剽窃:以为原作不佳,故改。以为原句甚佳,故袭。改则非胜原作不可,袭则常视原作不如,此须严别也。(84)另以王安石为例:“荆公巧取豪夺,脱胎换骨,百计临摹,以为己有。或袭其名,或改其字,或反其意。集中做贼,唐宋大家无如公之明目张胆者”。(245

半庄半谐法  中国古人以解沽为正经注释,解颐则是喜闻乐见的阐释方式。宋人周密《齐东野语》谓:善于讲诵,能使人喜而至于解颐也。钱氏按:康德尝言,解颐趣语能撮合盲无联系之观念,使千里来相合,得成配偶。(317) 席勒以为造艺本于游戏之天性。致知穷理、文德武功,莫不通游戏之事。”(1323

《管锥编》出版后,钱氏写信给朋友周振甫称:于古人只能采半庄半谐态度。“拙著不易读,非全由援引之繁、文辞之古,而半由弟之滑稽游戏贯穿潜伏耳。” (《钱锺书研究》三辑,317页)

以上六法,皆为我从《管锥编》中搜得的总揽全局之大法,或称大判断。《管锥编》中另有许多“小法”,专司布局谋篇、修辞炼字。我从中也发掘出六种,逐一搬用,竟是百试不爽!

春秋笔法  古人所谓春秋笔法,今之考证者忽焉。荀子所谓约而不速,半吞半吐,以达到“微而显、志而晦”的效果。(340

搭天桥法  明清批尾家所谓“搭天桥”,司马迁习以为常。举例:管仲卒,后百余年而有晏子。孙武死后百余年有孙膑。记楚事而忽及秦事,一似节外生枝。笔者瞩高聚远,以类相并,大有浮山越海而会罗山之观。(308

阶进法  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此类句法如拾级登高,每况愈上。西方修辞学命为阶进(Gradation)或造极(Climax)语法。(870

花开两朵法  作者一支笔写不得三处。《红楼梦》第五十四回,王凤姐谓:一张口难说两家话,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第九十八回:却说宝玉成家那一日,黛玉已昏晕过去。黛玉气绝,正是宝玉娶宝钗的时辰。(68-69

水中着盐法  杜少陵诗云:作诗用事,要如释语:水中着盐,饮水乃知盐味。此说,诗家秘密藏也。袁子才《随园诗话》卷七曰:用典如水中著盐,但知盐味,不见盐质。德国诗人席勒称:所谓艺术高境,即内容尽化为形式。法国诗人瓦莱里言:诗歌涵义理,如果实含养料。钱按:一切崇论博学,其雕炼之精工、经营之惨淡,皆如水中之盐,不见其形也。 (手稿51

捉至一处法  《列子》命意遣词,均出《庄子》。捉至一处,便见源流。(480) 钱氏笔下,不仅庄子、列子可以捉来捉去,就连那些西洋经典思想家,也是呼之即来、应之如响。古人如是,何况西方新学诸子乎?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