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自由主义的犬儒------刘小枫
 
发布时间: 2012-11-12 浏览次数: 17

施密特与福柯在这里的争论充分体现了西方现代文明无家可归的精神状况,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人类文明无家可归的状况。自苏格拉底以降,追求绝对的善的生活是西方文化最为重要的精神特征,但是福柯从康德启蒙思想中自然引出的问题让整个形而上学的大厦彻底崩溃了:如果自由的原则必定是个体的,那么社会性的道德原则究竟在怎样的意义上能够存在呢?尤为突出的是,在后现代政治语境之中,政治家早已不复存在,政治的技术化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一切都是值得怀疑的,因此,一切也都是值得理解的了。---------博主 注

施米特在其描划现代精神的著名论文〈中立化与非政治化的时代〉中宣称:政治是人类的命运,但如何理解政治,取决于人如何理解什幺是自己最重要的东西;政治制度(国家)最终取决于人在道德上的决断。人类历史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价值理念:"在十六世纪,神学拥有权威;十七世纪是形而上学;十八世纪是道德;十九世纪是经济;二十世纪则是技术"。这里所谓"拥有权威",指国家从某种理念获得其现实性和权力,对拥有不同理想的敌对群体所争吵的问题作出了权威性的决断。"技术"成为现代的时代精神,意味着现代国家的所谓"非政治化"的真正含义就是一种"道德"理念。

  自由主义的"价值中立"就是用"技术"取代传统的道德决断,不惜一切代价达成妥协。如果人类在生活的价值目的问题上没有分歧,对于如何实现目的的手段,人们原则上能够达成一致。如果人类围绕什幺是正义、什幺是善总是相互争吵,怎幺办?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是对这一人类困境的永恒解决:彻底放弃什幺是正义、什幺是善的问题,只关心手段(技术)。这就是为什幺,自由主义要以价值的中立性作为国家的基础本身,"技术"本身成了一种信仰——解决"一系列无法解决的难题"的信仰。"当今对技术的普遍信仰是不言而喻的,其根源无非在于人们能够相信他们在技术中找到了绝对中立的基础……与神学、形而上学、道德、甚至经济方面那些可以永远争论下去的问题不同,纯粹技术性问题要求某种明确的客观性,它们允许达到清楚的解决。"

  可是,技术只是看起来中立,技术是为人服务的,实际上不可能中立。自由主义的"价值中立"徒有其名,事实上是一种要不惜一切代价达成人类一致的道德精神。施特劳斯在评论施米特的论断时更为尖锐地指出:"只有以人生的意义为代价达成一致,才有可能不惜一切代价达成一致;因为只有人们不再提出何为正义的问题时,才有可能不惜一切达成一致;不过,如果有人放弃了这个问题,他就等于放弃为人"。追究到底,自由主义无异于主张,人类再也没有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

  上帝早就告诫过人不要吃分辨善恶的知识树的果子,希腊哲人偏偏以摘食知识树的果子为自己的神圣使命。西方文化及其历史在知善恶的路上已经走得如此之远,终于承负不起。西方哲人的后裔们于是庄严宣称,要放弃善恶的知识。

  人类价值问题必然会引发生死悠关的争端——人类划分成朋友和敌人的政治斗争,然而,以技术手段真的可以解决争端?后现代主义看到,技术统治是更为可怕的暴君。由于最终不能指望靠任何自然-社会科学的手段和技术消除人间的欠缺和残酷,后现代哲人们决定干脆犬儒算了。

  福科在临终前的讲课中,颇有预感地详细谈到苏格拉底的一生,似乎自己一生追究道德知识的压制体系堪比苏格拉底。当他叙说苏格拉底与种种流俗的公共意见和真理权威的不懈斗争时,一定想到自己与历史习传的公共意见和真理权威的不懈斗争。福科将西方哲人归类为两种典型:要幺以苏格拉底为榜样,要幺以犬儒哲人为榜样。福科敬佩的是犬儒哲人而非苏格拉底的信念:"没有确定的经典",也"没有固定的、可以得到公认的信条"。犬儒哲人是另一类"牛虻",以触犯法律、嘲弄习俗、无视禁忌的漫言对大众说话,搅混社会生活,不像苏格拉底那样,仅仅对一群菁英说话,引导他们分享各种永恒的普遍观念。

  苏格拉底临终前为什幺要让友人宰那只公鸡献祭?福科解释说:苏格拉底不过与虚妄作了一辈子斗争,有如唐吉坷德与风车搏斗,苦不堪言不说,实在没有什幺意义。如今他感到自己马上就要离开人世,必须解脱与虚妄搏斗的个体命运,于是让友人千万不要忘了宰只公鸡献祭,以告慰自己备尝艰辛的灵魂。福科在临终讲课中,显然有点后悔自己一生的努力没有真正贯彻犬儒哲人的风范,用了苏格拉底的方法来实现犬儒哲人的目的。

  自由主义对犬儒多少还有些犹豫,超逾自由主义,意味着义无反顾地犬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