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形而上学的命运——对海德格尔的亚里士多德批评的批评
 
发布时间: 2012-11-12 浏览次数: 21

邓晓芒


  海德格尔在追溯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时,曾多次指出形而上学是西方哲学思维的“命运”或“宿命”。例如,可参看海德格尔为《形而上学是什么?》一书所写的“导言”,载《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435446页;又参看《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86页。因此,尽管他认为哲学必须“克服形而上学”,并在《存在与时间》中具体实行了这项工作,揭露了传统形而上学对“存在”(Sein)的“遗忘”,但同时他也认为,形而上学并不是思想家个人的一种错误或疏忽造成的,而正好是存在本身的“成己”(Ereignis)该词历来争论颇多,孙周兴先生译作“本有”、“居有事件”,我译作“成己”。过程,因此是西方思想的必经之途。不过,海德格尔在讨论这种形而上学在古希腊哲学的开端中产生的内在必然性的时候,与其说是揭示了这一产生在形而上学内部的原因和关系,不如说只是对此一过程作了描述和渲染。形而上学努力为真理的“去蔽”而“抗争”,为什么这种抗争反过来变成了对存在和真理的“遮蔽”和“颠倒”?对此在他那里却只有一种“关键性的提示”(ein entscheidender Hinweis)参看《形而上学导论》,第190192页,及Martin Heidegger:[WTBX]Einfuerung in die Metaphysik[WTBZ],5.,durchges.Aufl.Tuebingen:Niemeyer,1987.S.146.。当然,他这样做的原因,我想是由于要避免为了解释形而上学而产生出另一种形而上学来。他“追问”存在的意义,却并不想对这种追问作出确切的回答,勿宁说,存在的意义在他看来就在于这种不打算回答的追问。在这时,问“什么”是不重要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追问”本身就是一切。这样,西方形而上学为什么必然产生、为什么会成为西方哲学思想的“命运”这个问题,就成了一个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问题了。

本文试图通过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及海德格尔关于它的评论的分析,来说明西方形而上学的根源就包含在“哲学”这个概念或这一人类活动的本质矛盾中,因而从古到今,任何一个想要拒斥形而上学的人都不得不拒斥哲学本身;而反过来,任何一个还想进行一种哲学思考的人,包括海德格尔在内,最终也都不得不走上形而上学之途,他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只不过使形而上学又一次提高了自己的层次而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形而上学真正是人类哲学思维的摆脱不了的宿命。

 

一、亚里士多德对形而上学的创建

 

众所周知,古希腊形而上学的创建者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一生著作浩繁,后人在编纂他的著作时,将他涉及到具体的自然事物的那些著作编在一起,称为“物理学”(physics,直译为“自然学”),而把那些更高层次的、讨论哲学问题特别是“存在”(ον,being)问题的著作编在一起,放在“物理学”后面,称为Meta-physics,即“物理学之后”。到后来,Meta一词的含义就不仅仅是“之后”的意思,而且变成了“之上”、“超越”、“元”的意思,而这些意思与亚里士多德这些著作的思想也是吻合的,因为这些著作所讨论的也正是支配自然的一些最高的原理和范畴,属于他所谓的“第一哲学”。中文在翻译亚里士多德这本书时,取《易经·系辞》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语,而译作“形而上学”或“形上学”,是相当恰当的也曾有人译作“玄学”,其实并不准确。中国古代魏晋玄学与物理学毫无关系,亚氏的“物理学之后”则是可以具体指导物理学的研究的,除了具有本体论含义外,还具有方法论和逻辑的含义。

然而,物理学作为“自然”之学,如何能够达到“超越”或“被超越”?海德格尔指出:“按照对φυσιζ这个词的解释,它就是存在者之存在。假如在问περι φυσεωζ[关于自然]时乃事关存在者之存在,那么关于物理的探究,即古老意义上的‘物理学’,就已经超越了τα φυσικα,超越了存在者而处于存在之中了”,在这个意义上,“形而上学也还仍旧是‘物理学’”《形而上学导论》,第19页,为统一译名,兹将原译“在”改译作“存在”。。换言之,形而上学植根于“物理学(自然学)”的本性之中,即物理学本身已经是对自然物的一种超越了,形而上学不过是对这种超越再加以超越而已。而物理学的超越体现在它对“自然”的看法上。按照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对“自然”的定义,“自然乃是以它为基本属性的东西之所以被推动或处于静止的一个根源或原因”北京大学编:《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46页,参看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3页。。这种“原因”他分析为四种,即“四因”。既然如此,“那么自然哲学家就必须对所有这四种原因都加以研究,并且,作为一个自然哲学家,他应当用所有这些原因——质料、形式、动力、目的——来回答‘为什么’这个问题。”《物理学》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60页。可见,亚里士多德把自然看作自然之物的“原因”,把物理学或自然哲学看作对这种原因的探索,即对自然物“为什么”的探索。所以自然哲学也好,“第一哲学”也好,归根结柢都起源于人类对世界的一种“惊异”,一种对“为什么”的好奇心,这就是对“原因”的追问。由此也就产生出后来科学研究中(由莱布尼茨提出的)所谓“根据律”(或“理由律”):没有什么东西是没有理由的,或任何事物都有其(充足的)理由。但什么是“对原因的追问”?对原因的追问意味着原因和原因所造成的东西(“结果”)是不同的,更意味着原因(或对原因的认识)是超越于并制约着结果(或对结果的接受)的。所以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开宗明义便说:“如果一种研究的对象具有本原、原因或元素,只有认识了这些本原、原因和元素,才是知道了或者说了解了这门科学,——因为我们只有在认识了它的本因、本原直至元素时,我们才认为是了解了这一事物了。——那末,显然,在对自然的研究中首要的课题也必须是试确定其本原。”《物理学》,第15页。就是说,对原因的追问预设了事物和它的原因的不同质和不同层次性,以及二者的隶属关系。这种预设自从古希腊最初的“始基”(本原)学说以来就被哲学家们模糊地意识到了,它的极端形式则是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的“分离”其实,即使是柏拉图的分离也并不是真正的分离,因为他还是想用理念世界来解释感性现象,与康德的现象和物自体的截然二分是不同的。。但只有亚里士多德第一个意识到了:对原因的追问是一切科学或哲学(自然哲学或第一哲学)的本性。没有这种追问,一个人也可以是有“智慧”的(如“智者”们所自诩的:Sophist),但只有这种追问,才把一个人带入了“爱智慧”(Philosophie,即“哲学”)。“爱”本身就是一种超越,一种追求,所以海德格尔把“超越”(Transzendenz)视为“根据之本质问题的区域”海德格尔:《论根据的本质》,载《路标》第159页。“根据”(Grund),又译“理由”、“原因”。在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的各大文明民族中,“智慧”的产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爱智慧”却是希腊民族独有的特殊现象。所以我曾断言中国古代有智慧,但没有“爱智慧”参看拙文《“爱智慧”辨义》,载《湖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中国古代智慧是实用性的和实践性的智慧,没有主体和客体、认识和对象、现象和本质、原因和结果、“体”和“用”的明确对立,也没有要贯通这些对立面的强烈的“爱”和好奇心,只有一种对双方“不二”的直接体悟,和一种“内在超越”的即玄学式的淡然于心。相反,希腊哲学则在这些对立面之间拉开了遥远的距离,这就为他们对智慧的无穷尽的“爱”的追求展开了无限广阔的空间,这种空间的展开不仅是向四面八方扩展的,而且更重要地是向上提升的。爱智慧是一种超越智慧的智慧,是一种智慧的自我反思:“自知其无知”(苏格拉底)。这句反思的格言透露出一种求知的意志,一种对自己的“知”永远保持距离的怀疑和不满足的心态,它使人的知识成了间接性的不断超越自我的成果,而不是一个直接呈现而“受用终身”的宝库。这样,西方的“哲学”本身就包含有一个最深刻的内在矛盾:“爱智慧”必须设定所爱的对象即智慧的当下存在(否则就只有爱而没有了智慧),但却永远不能和智慧合一(否则就只有智慧而没有了“爱”),相反,它自觉地和完满的智慧划清界限,将后者看作自己永远追求的精神目标和衡量自己所达到的精神程度的最贴近的绝对尺度(“存在”或“神”)。这就形成了一种自我超越的动态的张力,其确定的形态就是形而上学。所以海德格尔认为形而上学的对象对人来说既是最近的,又是最远的;他把人称之为“遥远的生物”,认为“唯通过人在其向一切存在者的超越中形成的源始的遥远,向着事物的真正切近才在其中进入上升。”《论根据的本质》,载《路标》,第204页。

这种形而上学的倾向甚至在苏格拉底之前就已经很明显了。例如在埃利亚派那里,塞诺芬尼的绝对的“一”作为至高无上的“神”,就不是任何人所能认识的,它和人们所能知道的一切感性事物都完全不同,它“全视、全知、全听”,自己不动而以心灵的思想力推动一切。巴门尼德认为这个“一”就是“存在”,哲学家的思维和逻各斯则是通达存在的真理的唯一“道路”,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这都是对存在者(自然物)背后的存在之所以然(即“理由”或“原因”)的或神秘、或思辨的追寻。阿那克萨哥拉把能动的“努斯”作为世界一切存在者的最终原因放到整个世界之外,明确宣告了存在和存在者的分离,这种做法给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重要的启示:理性、灵魂似乎就是最终要追寻的超越物理学之上的一切存在者的存在。在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中,这种存在达到了无所不届的普遍性和完备性,但它对现实世界的超越性是一蹴而就的,实际上是经不起推敲的。换言之,理念世界不是从现实世界本身中超越出来,而是强加在现实世界之上,因而无助于解释世界,而只是(如亚里士多德所批评的)徒然使现实事物“增加了一倍”。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对自然的超越的解释必须建立在自然本身的内在根据或原因上,这种解释必须是有层次、有步骤的,正如世界本身是有层次、有结构的一样。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解释(包括解释的方法即逻辑和范畴)与世界的结构应当是同构的,而不是我们外加在世界之上的。这种结构就是质料和形式、潜能和现实的一个种属层级结构,其最基础的“基底”是现实的“个别实体”,最高的“种”则是“纯形式”即上帝。这就创立了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完整的形而上学体系。

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建立的前提,一个是必须有对现存事物的超越,因而必须在主体和对象、现象和本体之间作出区分以形成一个上升或向上追求的过程;一个是这一过程必须是有层次有步骤的,是对事物因果关系的逐级追问,而不是任意的想当然的假定。而这一追问的终点就是形而上学的核心即存在问题,后世又称作“存在论”(ontology,即“本体论”),它要解决的是最终原因(“终极因”即“目的因”)的问题,其他一切问题都系于其上,都是“存在者”的问题。

 

二、亚里士多德对存在和存在者的“混淆”和“颠倒”

 

按照亚里士多德自己的说法,“个别实体”是他在考察“第一哲学”的核心问题即什么是“作为存在的存在”时所得到的结论。在这里,“实体”(ουσια)本身无疑是“存在者”,海德格尔由此而认为亚氏的“作为存在的存在”(ον η ον)也只能译成“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但如果由此而断定亚氏“遗忘了存在”,这就未免简单化了。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存在和存在者并没有那么清晰的区分,这种不分状态并不是由于亚里士多德没有看清自己的目标,而是由于按照亚里士多德一贯的科学态度,毕竟要对“存在”本身也问一个“是什么”、并对这个“什么”作出回答。什么是“作为存在的存在”?亚氏的回答是“实体”,最终是“个别实体”,“这一个”(τοδε τι)。“这一个”当然还不是存在本身,而是存在者,但这个存在者是最终的存在者,它直接包含了存在,是存在使这个存在者“在起来”的“这一个”相当于海德格尔所谓“此在”(Dasein),不同的是,海氏认为只有人才堪称“此在”,任何其他存在者则都是可以互相取代的,没有真正的个别性和不可代替性。。所以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停留于“个别实体”之上,而是追问:是“什么”使个别实体成为个别实体的?也就是追问使个别实体“成己”的“原因”,他称之为“怎是”(το τι εστιν,即“本质”)。“每一事物的怎是均属‘由己’。‘由于什么’而成为‘你’?这不是因为你文明。文明的性质不能使你成为你。那么‘什么’是你?这由于你自己而成为你,这就是你的怎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29页。这个“怎是”,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既不是事物的偶性,也不是它的质料,而只能是它的形式(ειδοζ),“所以我们探求的就是原因,即形式〈式因〉,由于形式,故物质得以成为某些确定的事物;而这就是事物的实体。”(同上,第159页),“实体”一词原译作“本体”。“形式的命意,我指每一事物的怎是与其原始实体”同上,第136页,“实体”原译作“本体”。显然,如果亚里士多德真的“遗忘了存在”,他就会满足于把实体解释为“这一个”和“那一个”,即解释为单纯的“存在者”(Seiende),而不会努力去追寻那使这一个作为这一个而存在、而“是起来”的“怎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