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文学批评吧!”——利维斯回忆维特根斯坦二三事
 
发布时间: 2012-11-12 浏览次数: 46

作者:陆建德  

  利维斯一度与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来往密切,读书界对此所知不多。利维斯是剑桥(或者说英国)20世纪影响最大但又非常容易引起争议的文学批评家,2000年秋天的一期《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封面上登了他的大幅照片,这位长期来激烈批判当代“技术至上的边沁主义功利社会”的剑桥英文系讲师手持讲义,神色坚毅而忧郁,隐隐还有点绝望。照片右上角赫然印着卡莱尔式的标题:“作为英雄的批评家”。利维斯在70年代初曾撰文回忆他与维特根斯坦的交往,该文收入G.辛格编辑的利维斯文集《作为反哲学家的批评家》(1982)。

  利维斯是剑桥本地人,比维特根斯坦小六岁,他也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过只是在英军救护队抬抬担架而已。在漫长而且导致巨大伤亡的索姆河战役中利维斯整天得接触“发臭的长满虱子的军毯”,他回忆说自己实在难以胜任那份工作。伊恩•麦克基洛普著《弗•雷•利维斯:批评的一生》,企鹅出版社,1995年,第39页。军毯所包裹、遮掩的景象何等残酷是不难料想的。一战结束后利维斯进剑桥读历史和英国文学,1924年完成博士论文,研究的是英国报业兴起之初新闻写作与文学的关系。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利维斯没有固定教职,一直到1936年才成为剑桥唐宁学院的院士、英文指导,第二年被剑桥大学英文系聘为讲师。二战后不少英国著名作家曾为他的学生或追随者。富有领袖人物吸引力的利维斯很早就在身边聚集了一批年轻学者,由他主编的《细察》杂志(19321953)正在稳步改变英国文学与文化批评的面貌。

  维特根斯坦于19291月回到阔别15年半的剑桥此前维特根斯坦的生平事迹可参看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翻译出版的巴特利著《维特根斯坦传》。,很快凭他那本作于一战期间、已在1921年发表的《逻辑哲学论》获得博士学位。剑桥哲学系和三一学院对这位颇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寄予殷望。除了他的天才,维特根斯坦在剑桥还以节俭闻名。他出生于维也纳犹太巨富之家,但深为无名的负罪感所苦,为抚慰自己不安的良心,他以贵族式的傲气对金钱与物质漠然处之,发誓要以最低水准维持生活。维特根斯坦的清苦与富兰克林的省吃俭用有本质上的差别:前者为了修道士式的道理,后者只图积攒。

  维特根斯坦与利维斯第一次见面是在剑桥哲学系元老W.E.约翰逊家中。约翰逊的儿子斯蒂芬是利维斯的同学,但利维斯却与约翰逊结为至交,并成为约翰逊家每周一次的午后茶会上的常客。1929年年初的一个星期天,约翰逊又在客厅里弹奏钢琴招待客人,他点名叫他的一个学生唱舒伯特的歌曲。年轻人站起身来,显得紧张、尴尬,他对房间另一头一位长得十分英俊但神情严肃的中年男子说:“维特根斯坦会纠正我的德文。”利维斯对这位哲学天才已有所听闻,首次谋面,印象极深。维特根斯坦在剑桥求学时(19121913)就以演唱(或用口哨吹)舒伯特的歌曲著名,再说德文是他的母语,请他指教自然合情合理。想不到他却回答说:“我怎么会!我怎么可能会!”利维斯在回忆文章里写道,维特根斯坦说这话时的神色“既不能形容,也无法模仿”。年轻人唱完歌后维特根斯坦就告辞了,利维斯跟了出去对他说:“你对那位年轻人的行为是可耻的。”维特根斯坦一愣怔,答非所问地说:

  “我看他只是个蠢人而已。”

  “你可以这样想,但是你没有权利这样对待他。你没有权利这样对待任何人。”

  这次不愉快的交锋成了他们互相介绍的开场白。利维斯话音刚落,维特根斯坦就把双手放在他肩上:“我们应该认识一下。”照约翰逊的说法,两人出门后就打了起来。

  利维斯厌恶伦敦文人圈子和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对罗素尤其不以为然。他认为,从人格、责任感和感觉力来说,维特根斯坦要比罗素出色得多;罗素年轻时“生活经历贫乏”(D.H.劳伦斯语),而维特根斯坦则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敏感,善于自责,没有罗素那种盲目的优越感。利维斯在与维特根斯坦的交往中很快发现对方有一颗受折磨的灵魂,可贵的是他对此既不掩饰,也不故意张扬。相比之下,罗素在悲叹人类命运时仿佛是在自我欣赏。维特根斯坦确实会出口伤人(但要捕捉那伤人的语气又相当困难),但未见得出于恶意。利维斯举维特根斯坦与约翰逊的关系为例。维特根斯坦对约翰逊评价不高,1912年年初他作为罗素的学生去见罗素的导师约翰逊,后来他坦率地告诉利维斯:“我见到他不到一小时就知道他没有什么可以教我。”约翰逊也曾无奈地嘲讽道:“维特根斯坦第一次见我时就开始教我了。”维特根斯坦回剑桥时约翰逊已经年过七十,他本来体质就弱,此时更呈老态。然而对他最为关心的还是维特根斯坦,他常去这位前辈家与他下棋,听他弹奏巴赫。没有这样一位极富音乐天赋而又十分耐心的听者,约翰逊恐怕不会去摸他那?Broadwood大钢琴了。

  维特隸斯坦还有一些不成为其缺点的特点。

  一个夏日的傍晚,维特根斯坦又到利维斯家,约他外出散步。他们信步走到剑河边,维特根斯坦租了一只小船,但只要了一支划桨。一到船上,他就自告奋勇地说:“我来划吧,我得锻炼锻炼。”利维斯自己也想活动一下,不过不便多言语。不多久,他们到了剑河下游的格兰塔河,在维特根斯坦提议下弃舟登岸。岸边没有路,两人跨过沟沟坎坎和坑坑洼洼,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越走越远。若不是利维斯提醒,他们当晚回不到出发点。回程还是维特根斯坦在奋力划船,抵达租船处时已近半夜。维特根斯坦不容利维斯分说,坚持付钱。看船人一脸不快,利维斯估计维特根斯坦没付小费,从裤袋里掏出一点零钱塞到看船人手里。回家路上维特根斯坦问给了多少小费,并说下不为例。利维斯已不大耐烦,反驳说:“我们俩回来这么迟,他都等了几小时了。除了看船,他还有自己的生活。”

  利维斯在提及此事时指出,要指责维特根斯坦小气吝啬是极不公正的,维特根斯坦压根儿没有中产阶级(“bourgeois”,或曰小市民、“资产阶级”)的罪恶和美德,他不仅特立独行,甚至一意孤行,难免有点不近人情。不过他待人苛刻并不是出于恶意,有时在他身上有一种孩子般自我中心的专注。比如他在利维斯家看到一架新的留声机时竟说:“你没什么值得一放的东西吧!”然后他发现了一张舒伯特《C大调交响曲》的唱片,发出“啊”的一声,就把唱片放到转盘上摆弄起来。音乐一响,他又抬起唱臂,调调转速,重新把唱针放到唱片上,如此反复数次。在他用灵巧的手指拨弄唱机时,他似乎全然忘记了身边的利维斯夫妇。

  利维斯还说到两件有关维特根斯坦工作方式的趣事。维特根斯坦工作时往往殚智竭力,时间稍长就会感到极度疲乏。一天晚上他又来利维斯家串门,一坐下来就絮絮叨叨谈个不停,几小时后仍无意告辞。利维斯猜测,他必定又是劳累过度了,不得不提醒他:“你不是说明天得去诺丁汉的亚里士多德学会读一篇论文吗?”维特根斯坦回过神来,要利维斯陪他回到自己住处,但一出门居然提出要步行到剑桥以北十四英里的小镇伊利(Ely)去。利维斯也不理睬他,挽住他的手臂往剑桥市中心走去。一会儿功夫利维斯发现维特根斯坦实际上已靠在他身上,几乎不能独立行走(关心同性恋的研究者又有文章可做了)。他们好不容易来到维特根斯坦住处门外,利维斯叮嘱他早早上床休息,想不到有气无力的维特根斯坦竟说:“你不知道,我每做一件事的时候总担心我活不到完成的那一天。一天下来我得把已做的工作抄誊一份交弗兰克•拉姆赛保管。今天这事儿还没做呢。”

  此事必定发生在剑桥天才数学家、哲学家拉姆赛(19031930)逝世之前,亦即维特根斯坦回剑桥不久。维特根斯坦常因自己“最可恶而又琐碎的思想与行为”(致罗素信)自责,他甚至真诚地称自己“没有资格活在世界上”(致平森特信),但这件小事暴露的则是一种济慈式的焦虑。济慈在一首十四行诗里写道:

  每当我害怕,生命也许等不及,

  我的笔搜集完我蓬勃的思潮,

  等不及高高一堆书,在文字里,

  象丰富的谷仓,把熟谷子收好;

  每当我在繁星的夜幕上看见

  传奇故事的巨大的云雾征象,

  而且想,我或许活不到那一天,

  以偶然的神笔描出它的幻相;据查良铮译文,《英国诗选》,第377页。

  维特根斯坦生活在用电脑处理文字的今日就不必为他的“熟谷子”操心了,不过要他目睹资本的观念如何左右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大概宁可舍弃“后现代”的种种便利而去做遗世独立的隐士。据诺尔曼•马尔康姆在《回忆维特根斯坦》商务印书馆,1984。一书中说,维特根斯坦担心自己的著作毁于火灾,特意买了一个轻便的钢制保险柜存放笔记本和手稿。

  另一件趣事是由一条悖论引发的。一天下午维特根斯坦又到利维斯家闲聊,利维斯不小心提到他们上次见面时讨论的一条悖论,想不到维特根斯坦话匣一打开后再也关不住了。那天是星期五,利维斯夫妇照常例要以茶会招待主要来自英文系的客人。客人渐渐到齐,他们本有要事商量,见维特根斯坦滔滔不绝地发挥他的观点,不好意思打断他的思路。而维特根斯坦迫切需要一批听众,至于别人是否真对他的话题感兴趣他并不在意。谈到兴头上,为了吸引更多的注意力,他拿起身边一本《新法兰西评论》挥一挥说:“这就是世界!”原来杂志封面上是一篇文章的题目——“所多玛和蛾摩拉”(《圣经》中两个罪恶之城的名字)。来客见维特根斯坦无意打住,听了一阵也就走了。一直到晚上近八点,维特根斯坦才记起他要在当晚的道德科学俱乐部聚会上发言,并要利维斯一同前往。利维斯早已疲惫不堪,此刻只得勉强应承。到了聚会的地点,维特根斯坦道歉一番之后说,他整个下午都在“与利维斯博士辩论”。

  问题并不在于那天利维斯是否真正与他展开讨论。这件小事揭示了维特根斯坦求道问学的某种本质特征:维特根斯坦极少与同事、学生进行有意义的交流,他的讲座只是个人的表演。利维斯自称没有资格评论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但他坚持,不论是著述还是授课,都需要别人各种形式的合作,不然于己于人都是十分有害的;维特根斯坦的名气不胫而走,慕名而来的学生和已有教职?专业人士成为个人崇拜的牺牲者,他们不是讲堂上积极的参与者,而是被动的记录者。利维斯曾提出一种人文教学研究中相互促进的交流对话的模式:“是这样的,对吗?”——“说得对,但是……”即使是天才也不能缺少这种对话方式。

  有一次维特根斯坦见到利维斯劈头扔过一句话来:“放弃文学批评吧!”利维斯想以“放弃哲学吧!”回敬,话到了嘴边没有说出口来。即使说了又有何用?维特根斯坦曾在利维斯面前比较“智识”与“性格”的差别,并称许利维斯为代表“性格”之人,也许维特根斯坦(还有利维斯)对对方的“智识”有所保留吧。维特根斯坦可能并不理解文学批评在“智识”上也是极具挑战力的领域(解构主义者已把这一点推向极致),而文学语言的运用最能体现语言的复杂性,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往往也是对晦暗不明的思想的探索。哲学家喜欢在抽象、一般的层面上谈论语言,他们的理论一旦征诸文学作品就显得苍白。以赛亚•伯林在《现实感》一文中指出,在难以清晰表述的习惯、未经分析的思维方式、半本能的反应以及极深地内化以致未被意识到的生活模式等等层次上,小说家的作品比“社会科学家”的研究揭示更丰富的内容。该文收入伯林文集《现实感》,潘荣荣、林茂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利维斯说,维特根斯坦的天才是国际象棋选手的天才,它对利维斯所关注的问题并无帮助,他不相信剑桥英文系的学生能从维特根斯坦的“一言堂”里有所得益。

  维特根斯坦艺术修养极高,他对文学是否有浓厚的兴趣则不得而知。在英国文学里他最熟悉狄更斯的《圣诞欢歌》。有一次他问利维斯是否认识燕卜荪。燕卜荪1930年发表《含混的七种类型》时年仅24岁,他在剑桥也有天才之称。利维斯回答说不认识,但他在为《剑桥评论》写《一九二九年剑桥诗歌》一书的书评时读了诗集中收录的燕卜荪的六首诗,写得都很不错。维特根斯坦追问那些诗究竟怎么样,利维斯只得说,要欣赏这些诗作需要一定的知识结构,不然解释也没用。接着维特根斯坦说了一句非常能反映他哲学的话:“你如果喜爱它们,你就能描述它们。”

  读到利维斯回忆文章中这一细节时笔者想到燕卜荪作于1935年的诗《最后的痛苦》。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说:“只要能想到的也就是可能的。”(3.02)燕卜荪在诗中用浓缩的语言暗示,人性永远无法达致它能想像的神圣境界。他把人比为女仆,而人的灵魂则是女仆的主人;女仆一味透过锁眼偷窥主人的秘密和欢乐,钥匙不可得,门不会开启,那锁眼也不会闭上。人类生活中这一窘境也许是被哲学家忽略了:

  “能构想的也是能发生的,”

  维特根斯坦说,他没有梦见你;

但诗人依然希望读者与他一起想像不可能之事,“在绝望中学会一种风格”。假如没有诗和文学,没有利维斯们或燕卜荪们对文学作品细致精微的分析和批评,人们对生活、思想和语言的理解永远是大有欠缺的。“放弃文学批评吧!”伟大的维特根斯坦如此放言高论,闻之能不愕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