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逻辑就是弱的逻辑
 
发布时间: 2012-11-12 浏览次数: 35

作者:青桐

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作家王蒙在演讲中断言:“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

作为中国作协掌门人的铁凝女士,面对德国明镜周刊记者的提问,镇定自若地反问:“书报检查制度?啥叫书报检查制度?”她还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宣称:“在中国艺术家享有极大的自由。”

无论是王蒙,还是铁凝,他们似乎共有一种强者的优越,也代表着强者的合理意志和合法利益。受权力委托,被利益支配,为强权护法,把真相遮蔽。

我自小在堆积如山的文学书刊中长大,在十几岁时,我曾经珍藏过某一年《收获》杂志的一份贺岁日历,日历上写了这么一句话:“当世间所有的虚妄都过去之后,文学依旧是一片灵魂的净土。” 那以后又过了十几年,在真的经历了抗争、喧嚣、荣辱的种种虚妄之后,重新品味那句话,我终于懂了,文学是注定与强权、强者、强势不兼容的事业,文学属于弱者,文学为弱者书写,文学在本质上跟宗教一样,用最柔弱、最谦卑的方式,支撑起最强大的信仰和能量,那就是慈爱。

青年作家陈希我曾在《请用“哲学”说服我——致铁凝主席的公开信》中说:“作家是必须牢牢站在弱者的立场,为弱者说话的。文学的逻辑就是弱的逻辑。这是一个作家的基本立场。一个作家堕落,就是从放弃这个立场开始的。”

就在不久前,赫塔·穆勒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个冷门令很多人吃惊,也让全世界“想吃葡萄而没能吃到”的作家们不服气。对诺贝尔奖的盲目崇拜或耿耿于怀其实都是心态不平和的表现,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衡量文学优劣的绝对标准,未来的文学史也不是根据诺贝尔文学奖的名录写的,被列入诺贝尔文学奖名录的作家作品可能并不一定是最具价值的,而被诺贝尔文学奖忽略的一些作家作品也可能当之无愧被将来的文学史浓墨重彩地提及。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了一种人类文化的价值体系,那就是,为弱者写作,为尊严写作,为理想写作。

诺贝尔奖授予的作品可能在技巧上并非最出色的,甚至有时在结构布局、情节编织、寓意呈现、语言功力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陷,但是,这个获奖者,必须用最谦卑的心灵和最纯粹的情感为真相说话、为受侮辱者说话、为苦难的个体说话。或者说,为弱者说话,而不是为强权吹捧;为尊严说话,而不是为丑恶辩护;为理想写作,而不是为畅销媚俗。

赫塔·穆勒,这个长相有点奇特的德国裔前罗马尼亚女作家,感动世界的书写到底是什么呢?那就是,在一个权力世界,她让人们再次听到那些被剥夺者的声音,听到那些被谎言、矫饰所掩盖,被历史的强暴快要“碾在灰烬里”的声音……

隐喻、转喻、象征,这些含蓄的表达方法使赫塔的作品与众不同,而这一切都起源于她作品的政治敏感性。 着墨于集权统治和社会底层的现状,为死于暴政的生命而写作。《约会》写的是一个在齐奥塞斯库暴政统治下服装厂工作的女工,把小纸条放在来自意大利男人的西装里,写着“娶我吧”。她的另一部作品《护照》,讲的是罗马尼亚一个讲德语的小村落里,一个乡下人移民西德的故事。

从齐奥塞斯库集权统治下逃离到德国数年,但是对赫塔·穆勒来说,最有意义的生活便是在罗马尼亚集权统治下的那段经历,那段时光给了她无尽的灵感,也是她良知被触动的源头。她后来在德国的生活非常简单和顺利,就在几百公里开外的范围内从事幼儿园代课教师的职业。这个赖以谋生的职业几乎与写作毫无关系,她既不像中国的作家被体制供养,也不需要有人为她贴上文化人的标签,她只是因为个人表达的需要而写作,写下“语言是可以吃的”,写下“井不是窗也不是镜子。向井里望久了,常常会望进去。那时,外公的脸就会从井底升起,停在我的脸旁。 ”就这样,写啊写啊,一直写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上。

穆勒的获奖,使人们的眼光再次投向了中东欧,投向那片“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空间”。用波兰诗人米沃什的话来说,那是“另一个欧洲”,是一个有着丰富多样的文化传统、而又饱受纳粹帝国和苏联帝国轮番凌辱、统治和镇压的土地,但是,那又是一片产生了像策兰、米沃什、扎加耶夫斯基、昆德拉、凯尔泰斯这样一些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土地。正是因为他们,人性“在窒息之前发出了最后的呼喊”,人的尊严和价值、文明的光辉在一个最黑暗、残暴、愚昧的年代得以幸存……

英国奈保尔之所以获诺奖,是由于他的作品“通过敏锐而真实的文学笔调向世人展示受压抑的历史现实”;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的获奖,是因为“他对脆弱的个人在对抗强大的野蛮强权时痛苦经历的深刻刻划以及他独特的自传体文学风格。” 南非的库切 ,他的作品被认为“精准地刻画了众多假面具下的人性本质”;土耳其的奥罕·帕慕克获奖理由是“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 这样,从近年来获得诺奖的作家中任意抽样,纵观他们获奖的理由,我们会发现,诺贝尔奖只是代表一种价值体系,并无绝对权威性,你想要得奖,就参加他们的游戏,遵循他们的游戏规则,并无其它玄妙。如果你不认同他们的游戏,你也可以我行我素,你照样可以写下不朽的篇章。但是你不能不承认,有一种普世的力量吸引着全世界的作家,被全球认同,那是一种跨越民族和文化的共同情怀和普遍道德,它是促成这个世界通往和平、反省、自由的精神代码。

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是这个时代华语写作中不可多得的“为弱者写作、为失败者写作”的典范。她不管政权和民族的分野,只为平等的生命写作。在胜利者弹冠相庆他们六十年的建国大业时,龙应台用柔软、慈悲的心灵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在这本书里,她写道:“我不管你是哪一个战场,我不管你是谁的国家,我不管你对谁效忠、对谁背叛,我不管你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我不管你对正义或不正义怎么诠释,我可不可以说,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姊妹?”。她又说,“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很可能有负于一整代人……欠他一生一世,欠他整个回不来的青春,而且绝对无法偿还。”

《大江大海1949》展开两岸的记忆卷轴。就像在水底沉睡的淳安古城,历史就在那儿,并不因为遗忘而消失。在1949的六十年后,透过真人口述历史,龙应台打捞的战火残骸,遍及南洋、德国、日本与台湾,娓娓向世人细诉那无法言喻的痛楚。在战争中没有人是胜利者,而彼此的伤痕从未有机会让对方了解,因此历史仍然继续,荒谬从未停止。透过那些芸芸众生一生的挣扎流离,龙应台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没有真正的公平可找,人是被历史裹胁和碾压的可怜的个体。战争让一大堆十八、九岁的年轻人猝然离开家园,奔波劳苦,最终卷进命运与死神的绞链中,他们扮演施虐者、受虐者,甚至旁观者都没有什么差别,同是悲剧的终场。

历史会轮回,无论是赫塔·穆勒作品中的严酷场景,还是龙应台书中的悲惨故事,在每一代都有可能重新上演。而如果你是一位作家,你惟一应该做的,而且能做的,就是用你柔弱而有力的书写,尽微薄之力地提醒世人,不要偏执地重蹈历史的覆辙和灾难。为此,无论如何,你不能为强权遮丑,宣称“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或者一脸无辜地反问“书报检查制度?啥叫书报检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