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香港岭南大学孙艺风教授应邀来我院讲学
 
发布时间: 2015-06-24 浏览次数: 261

香港岭南大学孙艺风教授应邀来我院讲学


201561-3日,香港岭南大学翻译系孙艺风教授应邀做客英语学院海外名家系列讲座,为我院师生作了场精彩的英文讲座。讲座由院长查明建教授主持。



61晚,孙艺风教授在虹口校区作了第一场讲座,题为“Translation andCross-cultural Anxiety”。讲座一开始,孙艺风教授提出了异域他者foreignotherness)概念。孙教授首先对这一概念作了厘清:一提到异域他者,我们就习惯性地联想到西方。殊不知,我们自身的历史和少数民族也是异域他者。我们在与异域他者进行跨文化交流的时候,恰恰是发现自我、更好地了解别人的过程,更是学习的过程。翻译活动作为跨文化交流,充满了他者的痕迹。而对于译文的可读性(intelligibility)问题,孙教授指出:同一篇翻译文本,对于不同层次的读者而言,会呈现出不同层次的可读性。译者以自己的方式读懂原作,再付诸翻译,这其实已经是在解释(interpretation)了。理想的译者,应当保留原作字里行间包含的各种解读可能性,并将丰富的信息传递给身处特定政治文化的目标读者。随后,孙教授引入共通性sameness)概念。翻译时,译者不断寻求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共通性,以求译文具有较高的可读性。译者在他者共通性之间努力,使译文在异域和本土之间具有更强的张力,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目标读者的思维模式。译文中的异域因素以及异化的翻译策略,可以丰富目标语文化的词汇(expand the language, 应当受到欢迎。鲁迅就主张异化翻译。接下来,孙老师详细论述了他者otherness)这一概念。他者包含文化、政治和美学等方方面面。我们每个人似乎都倾向于以自我经验为参照物,并以此作为基准来投射到他者身上,于是感到不适。然而,他者以及外部世界有时是危险的。比如,原语国家的意识形态会给目标语国家带来潜在的危险。于是,对于译者而言,如何处理他者问题是个很大的挑战。很多时候,译者会习惯性地区分原文中的不好good and evil),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文化保护cultural protection)的状态,甚至视他者为魔鬼(devil),于是对原文进行改编删减。翻译活动不可避免地面临文化他者cultural otherness)的问题。鉴于文化他者之间缺少普遍沟通的可能性,又鉴于文化都是多元复杂的,在翻译的过程中,原文词句的能指所指signifier and signified)在目标语中不可能得到完全表达。故翻译的效果不仅仅取决于译者,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目标语读者:译者和目标语读者都应努力在目标语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增强对异域他者的理解,从而将原文句段的丰富涵义融入目标语的政治文化语境之中。译文体现着原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之间的错位(displacement),而正是这种错位为读者提供了多种解读的可能性。欲与他者建立亲密的语言文化联系,译者需要在自我self)和他者之间往复涉入,使自我他者合一。对于归化localization)问题,孙教授认为,目标语读者在阅读译文、感受异域文化时,不会字字句句都读懂,而是会有意识地感受不适(uncomfortable consciousness)。不同的读者就同一译文的不同句段的阅读感受大相径庭,他们会有意或无意地将这些碎片感受整合起来,从而将译文归化到自己的理解层面上。同样,不同译者会侧重原文的不同字句与段落(touch the different parts of the same texts),引发读者的不同反应。于是,同一篇译文会变得多姿多彩,好似发出不同的声音,给目标语读者提供了多种理解的可能性,使其对待异域文化有着更开放和更包容的态度。

在提问环节,在场的老师和同学踊跃发言,主要问到了孙教授自身的跨文化或经历他者的体验,本领域的研究课题,翻译政策,以及翻译学如何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等。孙教授一一对上述问题作出了精彩的解答。

点击查看原图

点击查看原图


62晚,孙艺风教授作了第二场讲座,题为“Diaspora and Foreignization: Transnational and Transcultural Spaces”。该场讲座中,孙艺风教授认为:为解决跨文化交际的问题,为化解归化和异化之间旷日持久之争,可另辟新径,将文化流散cultural diaspora)这一概念引入翻译研究。他创造性地提出:翻译活动在本质上是离散的(diasporic)。频繁往返于不同文化之间的译者与作家(cultural translators andcross-cultural writers)其实是以自己的经历在写作。在此基础上,孙教授详述了“真实”authenticity)概念,并认为:严格意义上的“真实”在翻译中并不存在。如果存在,也只能是完全复制原文字句,此乃极端。从实际情况来看,译文往往扮演传播政治文化的角色,其初衷并非寻求原文的“真实”。多数情况下,译者认为自己有义务将译文与原文保持一致,但却受到多种权力(authorities)的操控,比如赞助人,甚至自己的丈夫与妻子等。此外,“真实”的确应该包含“形式忠实”(formal faithfulness),但忠实并非等同于逐字翻译(literal translation)。无论是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将译文读者放逐异域to force the target reader into “exile”)的主张,还是韦努蒂(Venuti)具浓重政治色彩的论述,反对隐形invisible)翻译策略,均未能给予异化翻译充分和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从跨文化交流的视角出发,原则上异化翻译是值得肯定的,因为这样可以把译者可能进行的干预和操纵降至最低程度,从而促成译文读者直接体验原作的真实形式。其结果不言自明:重大的误解和误译的机会大为减少。但是,如果出现认知偏差或对其处理不当,异化翻译也会导致邯郸学步,造成译文表达荒谬,乃至丧失意义。

如果目标语读者具有“流散经历”(diasporic experiences)的话,那么翻译作为跨文化沟通就会变得非常有意思。孙教授举例子说:前些年《哈利·波特》的中译本一出版,立刻遭到不少具有流散经历的读者字斟句酌地校译与批评。然而,若把时代上溯到清朝,彼时国人大多没有跨文化经历,国人便心甘情愿地把译本当原作来品评。孙教授总结道:这是由于环境变化了,如果目标语读者多有“流散经历”的话,那么译本所呈现的效果将是另一番景象。继而孙教授讲到本雅明“破碎的船只”(a broken vessel)这一比喻。即使把船只的碎片、甚至把最小的碎片一丝不苟地拼接在一起,那么总体来看,它和原来的模样也会有差异。孙教授把这种情况归结为文化差异(cultural difference)。他举了一部莫言小说为例,若将此书原封不动地译为英文,那么结尾部分在异域文化里会显得单薄,于是译者在获得允许的情况下改动了结尾的情节。唯有如此,该小说在异域文化里才能和原作在中国文化里生出同样的精彩。孙教授还坦言,他刚去意大利的时候会努力想象:如果自己是当地人,那么所看到周围景象与初来乍到的异域游客相比,会有哪些不同。这些例子都旨在说明文化差异。

孙教授提出“第三空间”(third space)概念,这一概念和前面提到的“文化流散”息息相关,指一个初出母体文化、初涉异域文化的人所经历的文化张力,此人仿佛进入了既非母体亦非异域文化的“第三空间”,译作亦同。有鉴于此,故译作倾向于明晰化,因为目标语读者总是对理解异域文化怀有恐惧或焦虑感。与翻译相关的文化流散,意味着对文化身份的反思,并且使翻译转向到离散语域,以分析和解决源语与目的语文本之间缺乏联系的问题。孙教授以自身的例子生动地说明了“文化家园”culturalhome)的涵义:曾在剑桥生活多年,多年后重返旧地,无需寻门问路,街道与建筑的布局仍然深深地刻在脑子里,如此这般,剑桥即为“文化家园”。以此来观翻译:在策略上重新定位目的语读者的“文化家园”,从而避免使作为复制品的译作对原文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大打折扣;译作反映的不仅是原作的本质属性,更重要的是其异域特质。

讲座最后,孙教授提到“文化的旅行”(the travel of culture)。林语堂的英文作品《京华烟云》即为代表:身在异域,用他国语言直接创作关于中国的故事,实为无原文的翻译(translation without asource text)。张爱玲在他国将自己创作的中文作品译文英文,当然,她非常清楚不同文化读者的期待。这些例子生动地解释了何谓“文化的旅行”。

在提问环节,孙教授就“离散”和“第三空间”问题作了进一步解答。本次讲座以“离散”为中心,以“异化翻译”为参照,引领大家开启了一段跨国跨文化的旅行。在这场讲座“旅行”途中,异彩纷呈,对每一个学术概念的阐释都能让听众仿佛在离散空间里被拉扯,从而深入地理解本次讲座所涉及的翻译的本质问题。

点击查看原图

点击查看原图

63上午,孙艺风教授来到松江校区,为我松江校区的师生作了题为“(Un)translatability andCross-Cultural Readability”的第三场讲座。讲座中,孙教授强调,有些文本是无法被传达(transferable)的,即使被传达或者被翻译出来,也是受到某种操纵(manipulation)的结果。因此,我们绝不能把文本的可译性(translatability)看做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只能达至不完全翻译(incomplete translation),而非完全翻译(complete translation)。如此一来,只要翻译,必有损失,但同时也有所“得”(gain),但是,这种“得”往往不是译者和读者想要的。

可译性和不可译性并非是一条线上的两个端点,并非是绝对的,而是一个范围概念。即,可译性和不可译性都是有限度的,又都是灵活的(elasticity of(un)translatability)。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的关系在本质上互为前提(presuppose each other)。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关键要超越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使得译本能够被理解。因此,孙教授引用德里达(Derrida)的话总结道:翻译既是必要的,同时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意义是不确定的)。

接下来,孙教授对可读性(readability)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译者在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之间超越时,也应当注意译文的可读性。而原文的不可译性可能会毁掉译文的可读性,译者为之焦虑。孙教授举例说,当初毛泽东见到杨宪益时,就对中国古代经典的可译性产生质疑,杨宪益回答道:任何文本都是可译的。当然,这种可译是灵活变通的。

继而,孙教授阐述了(不)可译性和可读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原文的真实性(authenticity)和译文的交际功能(communicative functionality)互不兼容。为了调和这个矛盾,我们只好付诸于厚译法(thick translation),译出很多层次,添加很多注释。但实际情况是,一般读者没有这么多耐心。如果抛掉厚译法,我们就很容易想到被重复了二三十年的论断:翻译就是做决定的过程(translation is adecision-making process)。但很少有人关注这些决定是因何做出的。因此,孙教授说,任何阅读和翻译都是一种暴力,因为这都是读者和译者自己的决定,是独断的。

讲到文学翻译,孙教授认为,文学翻译需要把在跨文化语境中变得模糊的文学性给重现出来,这一过程中,涉及意识形态的因子是可变的,这或许是被政治要求所推动的。孙教授举了我国翻译苏联文学的例子:中苏关系好的时候,大量的苏联革命题材小说被译介到中国,但中苏关系破裂时,该翻译活动随即停止。孙教授随即引出了“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认为这一个概念暗含“调解”(mediation)之意。“文化适应”在翻译研究中特别重要,不同的学者对此概念有不同的定义和使用。为了“文化适应”,肯能会生出一些文化指涉(references),但有些指涉是危险的。比如汉语里的“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和“倾国倾城”等等,这些饱含源语文化的词语如果被直译到目标语文化中去,其文化指涉不仅不能和源语文化相当,更是让目标语读者瞠目结舌。

最后是问答环节。有同学问到“厚译法”的可行性。孙教授坦言,即使我们可以用“厚译法”来尽可能做到完全翻译,但这种译文在实际情况下是非常罕见的。当然有例外,比如余国藩翻译的《西游记》就采用了“厚译法”,有时每页的注释部分比正文还多。另有同学问到“对等”(equivalence)概念,孙教授回答,在译界早已成为陈词滥调的“对等”往往把人引入歧途,因为这一概念给译者和读者一种错误的安全感,认为我们可以在目标语的语汇中找出完全与原文对等的词句。比如,有人认为中文的“表”和英文的“watch”对等,但是中文的“表”还有其他含义,而这些含义是“watch”所不具备的。他引述本雅明的论断解释道:所有的语言都是有局限的,翻译与所有语言的局限性有关。最后有同学问到孙教授对翻译歇后语喜欢用的方法。孙教授答,这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文本和情境。本次讲座继续探讨跨文化交际和翻译的根本问题,帮助同学们深入理解了可译性、不可译性与可读性之间复杂的动态关系。孙教授旁征博引,用丰富生动的事例来引领大家对此问题的思考,反响强烈,掌声不断。

点击查看原图


63下午,孙艺风教授在松江校区作了最后一场讲座,题为“Translation in the Age of Glocalization”。在这次讲座中,孙教授首先指出,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本土力量潜在地改变我们对翻译所起作用的看法。全球化和本土化实乃两股对立力量。在我们日常交流的方方面面,全球化把多元文化的人群聚集在一起,于是不同文化开始交流并碰撞。孙教授特别提到了“本土知识”(local knowledge)这一概念,认为本土知识对全球交流而言是必不可少的,而翻译则大大促成了全球普遍性(universalism)。“本土知识”和“可达性”(accessibility)息息相关,孙教授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当外国船只即将上岸时,岸上的引导员会引导船长靠岸,因为引导员具有“本土知识”。这样一来,交流的可达性就增强,翻译亦同。全球化导致了同质化(homogenization)和本土抵抗(local resistance)同时发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翻译的反应是不同的,在全球政治博弈的大环境下,翻译总是逃脱不了国家利益。就此,孙教授举例说:十年前,国外很多媒体的头条都是关于中国的负面新闻,但至少可以说明中国开始受到重视。

孙教授在解释“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时,提到英语在风靡全球的同时,也创造出了很多本土英语,其中新加坡英语最为明显。中国本土特色的英语也愈发多了起来,这主要因为我们需要英译大量中国的文化和政治话语,因国家政策的缘故,加之精通汉语的外国译者凤毛麟角,中国人只好自己译。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有时会蔑视源语文化,认为如果原封不动地表现源语文化,那么目标语读者就会很难理解,于是删减原文。傅东华在翻译《飘》(Gone with the Wind)时就删去了原文很多心理描写,而这些心理描写并非是不可译的。简而言之,翻译是部分本土化,而非完全本土化。在某种程度上,任何翻译都是经本地加工过的(locally processed)。对此,孙教授说:语料库翻译学已经有大量的实证分析表明译文比原文更加明晰,这就是翻译本地化的证据之一。

提到“改编”(adaptation),孙教授说:尽管改编原作的好处显而易见,但从根本上来讲,对跨文化交流是有害的。形形色色的改编代表着一种文化殖民,阻止了目标语读者体验真实的异域他者。孙教授强调,翻译可能是改编,但不能说翻译就是改编。改编可以删减人物,可以将文本变成电视片,但翻译可以这样吗?或许不能。本土化亦是翻译文本遭本地“编辑操控”(editorial control)的表现。“编辑操控”事实上就是就是审查制度(censorship),规定着什么可以翻译,什么不可以翻译,以及如何翻译等等。

孙教授还详述了“文化含义”(cultural meaning)这一概念,认为“文化含义”始于人们的文化联想,比如中国人的“枯藤”、“老树”和“昏鸦”等,引起本土读者和异域读者的文化联想是大不相同的。翻译实际上就是关乎于不同层面和不同程度的不同。

最后提到了“文本互涉”(intertextual relations, 孙教授举例说:如果说写一篇文章参考了十篇其他文章,那么实际上这篇文章指涉了多种文本。唯有了解被指涉的文本,才能理解这一篇文章的涵义。再比如,中国的佛教文本指涉着众多文本,如果将其译为英语,西方人将不知所云。

问答环节里,有同学问到“流散想象”(diasporic imagination)的含义。孙教授建议首先要理解翻译的距离,然后对异域他者进行感同身受式地想象和体验。就像一个无神论者看到他人信教,怎么都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会信教,但如果我们能设身处地地想象,就不难理解了。还有老师问到近期中国书展在美国遭受遇冷的情况,孙教授回答:中国和美国有两套自成体系的知识系统,美国人只有进入了“流散知识”(diasporic knowledge)才能理解中国,但这需要花一些时间。本次精彩的讲座阐述了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的张力,将翻译在这种张力下的运动也生动地揭示了出来。

孙艺风教授学术视野广阔,翻译理论和文化研究理论功底深厚,他的四场讲座,围绕着全球化时代翻译的跨文化焦虑、跨文化空间、跨文化可读性等问题,探讨了当代翻译研究的诸多前沿课题,新意迭出,精彩纷呈,启人心智。他对翻译跨文化性问题的哲学思考和理论思辨,让同学们领略到翻译研究的学术性和思想性的维度和深度。此外,孙艺风教授优雅、地道的英文表达,精确严谨的措辞,深厚的英文修养,也令同学们倾慕不已。(英语学院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