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 | 清明节又想起您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两句话，用在方重先生身上，可谓是最确切不过的写照了。方先生的文名及其人格魅力不胫而走，远播海内外。自上世纪70年代末起，每每有国外或海外学者来上外访问，他们首先提出想见的人就是方先生。我本人当年就曾陪同香港中文大学的李达三教授登门拜访过他。”

      ——谢天振（上外高级翻译学院教授）

     “方先生的翻译兼具文学和学术的双重功能，他的翻译超越了文字翻译和文学翻译，而达心灵翻译的境界，也是翻译的最高境界：化境。方先生提出的一些观点，诸如：‘中国人搞比较文学，就应当以中国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至今仍然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意义。”

——查明建（上外英语学院教授、院长）

      “方重先生是我国杰出的学者。他的杰出之处，在于其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渊博，入木三分、精当独到的学术见地，既与时俱进又一以贯之的学者风骨和自强不息、敬业奉献的爱国情怀。先生对西方乔叟研究领域的历史传承、研究动态、研究手段、研究成果和该领域日后的研究发展趋势悉数于胸，却坚定不移地以一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深厚的文化底蕴、锐利的眼光，游刃有余于中西学术之中。”

——曹航（上外法学院副教授）

       “我们作为六十年代文革前的英语系学生，有幸得到一批英语名师的教导。许天福先生就是其中之一。据说许先生曾做过中学音乐教师，他的音色非常悦耳，英语则比 RP (received pronunciation) 还 RP，所以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他教学中特别强调音准、语调和节奏，并用一些常用的短语对我们一遍遍不厌其烦地训练，练到每个学生都有 RP 的味道。我们那一代英语系毕业生能有比较好的语音语调基础都忘不了许天福先生这位一流的语音教师。”

——邱懋如（上外英语学院退休教授）

       “许天福教授的纯真英国英语可以说影响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记得他曾说起过他家里备有多套linguaphone唱片，每层楼放一套，随时随地可打开听。他在语音教学中善于把关键的语音点融进简单的句子中，使学生不仅能朗朗上口，同时也记住了相关的语音要点。如用一句简单的‘He goes to bed at ten o'clock.’让大家掌握了 弱-强、弱-强的基本语调。他边念边在桌上打着拍子，很快也很形象地让大家掌握了。他虽是名家教授，确不乏幽默风趣。我至今还记得在教‘I should have thought so.’一句时，词重音、句重音、弱读等要点都不是一下子就能掌握好的，他就戏称，你们只要记住 ‘I 许天福烧得酥’，就八九不离十了。”

——吕光旦（上外英语学院退休教授）

     “上外一代青年教师的语音都比较标准划一，上外的毕业生一开口往往就能被人辨认出“出身”，这里边不可不提许先生的功劳。1980年代初我刚从澳大利亚回国不久，接受了一个录音任务，特意和另一位教师登门拜访请许先生指导。面对RP 权威，我不敢懈怠，把双唇收的圆圆的、小小的，把talk 这个词中的元音发的非常RP，不料许先生却对我说：‘何老师 （他的确是这样称呼我的），你太RP了，现在的标准没有那么严格了！’是的，先生也在与时俱进，现在标准的RP 已不大听得到了，连BBC的播音员也大不如先前那样RP了。在以英国为背景的影视作品、或者是英国的国家领导人、或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的讲话中还可以听到。但不论怎么说，RP依然是标准英国音的基础。今天的外语教学以交际能力为目的，对语音质量的关注大不如先前，再加之美国影视作品的强大影响，能讲一口漂亮的英式英语的人实不多见了。但愿我们能保住底线，不负先生毕生的心愿。”

——何兆熊（上外英语学院退休教授）

      “许先生颇有学者的风度，不熟悉他的人认为他很‘清髙’。其实，他是一位非常随和的人，从不以学者身份，摆出居高临下的架势，尤其是对他的晩辈。他平时外出散步时，经过我家，常会到我亭子间斗室小坐片刻。闲聊中，他从未在人前背后搬弄是非。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受到了不公的待遇，但他也毫无怨言。他常常会给我讲些与人为善的故事，像方重和许多前辈老师一样，鼓励青年教师要努力站稳讲台。许天福教授是我们英语学院的骄傲。”

——章伟良（上外英语学院退休教授）

       “我大学毕业留校任教一年后，系里挑出四名青年教师，由陆佩弦、杨小石等名教授集中培训。我记得陆教授布置我们的第—项作业是看由英美语言教育专家改写的英语简写本，包括马克·吐温的《汤姆·索耶历险记》、狄更斯的《双城记》、兰姆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等。每本百十来页，十分浅易。我们自以为是年轻教师中的佼佼者，因此心中有些被人‘小看’了的委屈。阅读并复述了几本简写故事以后，陆教授让我们回答一个问题：如果让你们用两、二千个最常用的词汇，能写出如此生动的故事吗? 此时我们明白了他的用意：简单的词汇能变幻出无穷无尽又生动活泼的表达，语言运用能否得心应手，关键在于语言掌握的熟练程度。后来在我20多年的英语教学中，我也总是让我的学生和我的儿子大量阅读浅易的简写本，欣赏精彩的情节内容，在相对愉快轻松的阅读中，渐渐熟悉语言的基本表达。”

——虞建华（上外文学研究院教授）

       "陆佩弦老教授70多岁还亲自为我们上英国古典文学课。每次上课，他都非常投入，朗诵莎士比亚诗歌抑扬顿挫，尤其在讲授弥尔顿作品时，他讲着讲着就彻底陶醉了，至最精彩处，他会突然停下来，笑眯眯地看着我们说，同学们，弥尔顿要是还活着，他一定会对我说，陆先生，谢谢你呀，多亏了你，要不然现在谁还读得懂我的作品啊！然后，我们集体鼓掌。"

        ——张建敏（上外英语学院1990届校友，曾任外交部翻译司司长）

      “做毕业论文的时候最苦，先生规定我每写一个章节都必须交给他过目，他要细细地读。学期中的时候还好办，等先生来校上课时交给他。放假就苦了。先生住在江阴街，从学校过去，几乎要穿过整个市区，我去见先生都是上午八点骑车出发，河南路上一路红灯，九点才到先生家。那年暑假上海大热，先生家里没有空调，蒸笼一般的破旧小屋里，电扇亦无用武之地，先生往往坐在门前纳凉，背上搭一条蓝白相间的湿毛巾，见到满头大汗的我，便笑：‘糟老头子一个，你看，哪里还有半点教授的风度呢？’我亦笑，心里感叹着，跟着先生爬上黑洞洞又极逼仄的楼梯，到二楼修改论文。我的论文稿上密密地写着先生细细的字迹，他总是要我看完才放我走，不懂的地方当场问，有异议的地方当场探讨，我的论文就是在这催人汗下的小屋里“蒸”出来的。今天想来，先生这间简陋的书房兼卧室实在催人泪下。”

——许立冰（上外英语学院副教授）

       “大家都知道杨小石先生能讲一口纯正的英语(据说他的法语也很流利，可惜我没听到过)，所以他成为英语教学录音资料和英译电影的首选朗读者和配音者。当时上外英语系的教师绝大多数是上海人，而杨先生是少数几个讲标准普通话的老师。我们私下里说听杨先生讲话就像听中央广播电台和VOA 的播音。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杨先生还是个幽默大师。我们六、七十年代劳动特别多，三夏(夏收、夏种和夏管)三秋(秋收、秋耕和秋播)去农村劳动，我们去过港区做搬运工，去过钢铁厂炼过钢。在劳动之余，杨先生会给我们要好的同事讲他自编的中英文笑话，他的笑话不像某些低俗的小品段子，而是要仔细品味后才会会心一笑。所以，我们劳动后晚上休息时就缠着杨先生闲聊，将他的自编幽默故亊作为消除白日疲劳的良药。如果杨先生还在世，一定会成为上外校园中粉丝无数的幽默大师。”

——邱懋如（上外英语学院退休教授）

       “我在80年代读研究生时，有幸听了杨先生的《修辞学》这门课，杨先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们看到语言可以像艺术一样，杨先生的课本身就是一门艺术，杨先生的课不但好听而且好看，他的语音语调非常好听，嗓音很有磁性，而且上课时肩膀还一耸一耸，像外国人。”

——李基安（上外英语学院教授）

“去年九九重阳节，一大早，杨先生一个人骑着电动车，风驰电掣一般瞬间来到英院，真是让我们大家既震撼、又欣喜。跟我们大家团聚的时候，他给我们的印象是耳聪目明、博闻强记、思维敏捷、知识渊博。还清晰地记得他兴致勃勃地说起他如何痴迷于当时热播的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他是孙俪的粉丝；还记得他谈起他对于当前电影翻译的困惑，为什么字幕翻译就这样取代了电影配音，当年他自己为了对口型花了多少精力啊；还记得茶话会结束后他跟我们告别的情形，当时他走得非常匆忙，赶到老干办去参加另外一场活动，还记得他骑着摩托车远去的背影。半个月后，他匆匆离去，一直留下一个错觉，感觉得他骑着摩托车走了，去追求让他痴迷的各种美好。”

——孙会军（上外英语学院教授）

       “我们曾邀请杨先生诵读一首英诗，先生听后不无风趣地说，‘我今年已经95岁了，是一位名副其实的‘95后’，我愿意为‘95后’的年轻妈妈们朗诵一首英语儿歌‘ Rain’，当作哄宝宝睡觉时的催眠曲吧。’ 这首儿歌看似简单，实则寓意深远，透过它，算是小石教授对自然的理解，对人生的诠释。”

——郑新民（上外语言研究院教授）

“2017年6月，郑新民教授在杨先生九十五生日前夕，采访杨先生，并请杨先生朗诵了他喜爱的斯蒂文森的一首短诗‘Rain’。

杨先生离开我们快两年了，时常想起他。想念他的时候，就听他朗诵的这首诗。杨先生声音苍老微颤，但九五高龄的杨先生把每一个单词都读得那么清晰，每一个音节都发得那么到位。一首看起来那么简淡素朴的儿童诗，一经杨先生朗诵，就多了种别样的意味。料想，这一定是杨先生孩童时代就喜欢的诗。耄耋之年再来朗读这首孩童时代的诗，就有了岁月荏苒、世事沧桑之感。细细品味，越发感受到其意味之隽永、绵长。

想念杨先生的时候，就听这首诗，越发感慨那一代学者的艰辛和不易，越发敬仰他们的坚韧和坚守。

听着窗外的雨声，耳边萦回着杨先生的朗诵，春雨绵绵，声音苍苍，思念如雨，低回不已。雨中思念长……”

——查明建（上外英语学院教授、院长）

      “真正和李先生交往是从2005年开始的。当时，我正在编写教材《英语阅读与学习技巧》（上、下册），李先生亲自审订了两本教材，帮了我大忙。这套教材的油印版在英语学院已经使用了三、四年，我对质量还比较自信；让李先生审订，本来也只是想让她挂个名。那年夏天，我到她家，冒昧地提出想法，没想到她一口答应。在近三个月的审定过程中，我领教了李先生的治学的严谨。我原本还比较有把握的两本书稿被李先生批改得每页都密密麻麻。每次面谈，她往往会指着某处的英语表达，质问我：“这算什么东西？”上海的夏天闷热，李先生家又没有空调，本来就爱出汗的我在李先生接二连三的质问下总是大汗淋漓，狼狈不堪。乱了阵脚以后，我细心琢磨编写教材的学问。在李先生的悉心指导下，我对两本教材几乎全部返工，教材质量当然全面提升。欣喜的同时，我内心对李先生的感激也与日俱增。李先生当时虽然身体还好，但一个年逾八十的老人为我如此付出，让我既感动又愧疚。教材出版后，我打算把第一次稿费（2400元）全部给李先生，以表示感谢。当我把信封递给她时，她非常不客气地拒绝了，并说再提钱的事就赶我出去，吓得我只好打住。我也多次带着精美的礼品、食品去看李先生夫妇，但每一次都被他们拒绝，不仅如此，还往往带回亲戚朋友送给二老的礼物。”

——李尚宏（上外英语学院教授）

      “很多人都觉得李先生严肃，甚至不苟言笑，但其实李先生非常平和，言谈中不时地冒出她特有的幽默。李先生的生日和教师节是同一天，2016年教师节是李先生92岁生日，现在想来也是她生前最后一个生日了。当天我和几位同事一同到医院去看望她，那天李先生的精神特别好，看到我们来了分外高兴，拉着我的手又说起了很多往事。我问道：‘李先生侬（您）还记得当年英语学院的四大金刚是啥宁伐（那些人吗）？’李先生眼神中透出笑意：‘记得额，章振邦…薛番康…杨小石……’，剩下那一人便是先生本人了，她却笑而不语，我赶忙问：‘还有啥宁（还有谁）？’先生言：‘嘿嘿，还有一个我勿认得（我不认识）！’”

        ——孙俭（上外后勤工作管理处处长、原英语学院党总支书记）

       “记得有年夏天，我在校园里看到李先生一个人在烈日下疾走，我赶忙过去给她撑遮阳伞，不想先生转头跟我说：‘不要给我撑伞了，年轻人要把时间花在有意义的事情上面，你快去图书馆看书吧！’说完，70多岁的先生就快步离开了，留下我一人愣在那里。”

——刘思远（上外英语学院副教授）

       “侯维瑞教授是我的导师，也是我最敬重的学者之一。记得1997年下半年我从美国匹兹堡大学访学回国不久，侯老师让我参加《英国小说史》的编写。一天，他给了我一本英国著名批评家Malcolm Bradbury撰写的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作为参考文献。当我在家里翻阅这本书时发现，侯老师读书极为用心，并不时在重要之处划线、标注或做笔记。侯老师的治学精神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维屏（上外英语学院教授）

        “我的博士导师侯维瑞教授去世已经十八年了。十八年来，我常常想起他，也不时阅读他留下的文字，内心充满了温馨而美好的回忆。我在读博期间，侯先生不辞辛劳，凭借一己之力为我们开设了三门课：《现代英国小说》、《20世纪西方文论》和《英美短篇小说欣赏》。每次上课师生互动频繁，先生讲课的风采至今记忆犹新，语言的流利和精准令我啧啧称奇也自叹不如。课经常是从早上八点钟一直上到中午十二点钟，课后去食堂用餐，饭菜都已凉了，而且也所剩不多。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觉得苦和累，反而乐在其中。其中的《英美短篇小说欣赏》一课于我助益尤大，侯先生每讲完一个短篇小说就要求我翻译成中文，并写一篇赏析文章。译文由先生详加修改润色，直到他满意为止。接着他建议我向各大学术刊物投稿。非但如此，侯先生不遗余力地推荐我为上海译文出版社和南京译林出版社翻译英美长篇小说。可以说，是侯先生手把手教会了我翻译和写作，引导我走上了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学翻译之路。”

——吴其尧（上外英语学院教授）

      “今天清明，想起导师侯先生，千言万语，却又不知如何写起。聊作一诗，表达怀念之情！

       “我有幸在1996-1997年度选修侯维瑞先生的‘文学文体学’博士课程，耳濡目染了其博大精深的治学品格、儒雅低调的为人处事方式。苏轼说过，‘学术之邪正，视其为人。’为人正，其学术必正。我以为，侯维瑞先生的一生是立德、立言、立功的一生；他超凡脱俗、徳学双馨，虽死而不朽，逾远而弥存！”

               ——俞东明（上外英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