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月祥教授简介
张月祥，男，1932年生，教授，曾任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主任。
1951年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外文系学习，1952年至1955年在复旦大学外文系学习，获学士学位，1955年至1972年间，先后在安徽卫生学校、复旦大学、上海第一师范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任教，1972年至1995年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任教。1985年被评为教授，1995年退休。
与章振邦教授合作编写（任副主编）《新编语语语法》系列丛书，包括：《新编英语语法》、《新编英语语法教程》、《新编英语语法概要》，《新编中学英语语法》，等等。
先后在《外国语》、《现代外语》等刊物发表语法研究方面的论文十余篇。翻译《穿破裤子的慈善家》（上、下册）、《意义和英语动词》。编著《英语动词的时体态》。
采访人：张老师，您好。首先，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访谈。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学英语的？以及您当时学英语的条件、环境怎样？
张月祥教授：中学里面，从初中开始就学。不过，那个时候学的是很简单的，那是解放前。那时候英语当然是受重视的。上海当时还是半殖民地的。那时候我们还小，还不大懂得这方面的东西。我学的那个也不是教会学校，就是民立中学，在威海路上。现在是老建筑，受到保护。
采访人：您读的是什么大学？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大学？
张月祥教授：当时我们毕业的时候刚刚解放。高中毕业以后是第一次全国统一高考，动员大家考。家里希望我学医，所以当时第一志愿是学医，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和第一医学院，第三志愿是外语。功课不好，最后录取圣约翰英语专业。当时，圣约翰大学是私立的，家里的负担很重。进去以后就觉得不行。里面很多学生都是有钱人家的，从小都是和外国人在一起的，英语都是好得不得了的。上课觉得学得很苦。他们跟得上，我们跟不上。没有什么教材，教师自己指定，或者临时买一些。一年级很受罪的，无法跟上他们，勉勉强强就这么过去了。当时老师和我讲，你不会及格了，但是我比较用功，学了一个学期，考试全部通过。二年级的上学期，就开始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就不上课了，搞政治运动。有时候宣布上课，上了一个礼拜又停了。有九、十个月不上课。52年，我是51年考进去的，来一个院系调整。全国范围的，私立学校被撤除。七个大学都被并到复旦大学。当时复旦有非常庞大的师资队伍，现在很少有学校有这样的队伍吧。有名的教师都到那里了。方重老师原来就是复旦的。后来就进行教学改革。按照莫斯科大学的做法，所有的课程设置全部按莫斯科大学。比如说，上课的作息时间也是按莫斯科大学，上午六节课，下午没有课。休息的时候，走廊里都是面包。我们当时享受了解放以来仅有的一次全部享受人民助学金，每一个人都享受，不要学费、饭费、住宿费。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服从统一分配。就这一次。
采访人：当时在大学有哪些课程印象深刻? 您在大学期间，包括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有没有您特别佩服，对您影响很大的老师？
张月祥教授：当时教学改革，向苏联学习。课程可以上一个礼拜就停，再换其它的课。没有什么教材，比较乱。到三年级才开始正常，正式学习。在复旦的时候，课程特别多，各种课程都有。当时基础好的，跟着这些有名的教授可以学到不少的。对我影响很大的老师很多。当时在复旦有七个大学的教师，有很多有名的老师。方重先生当时教过我。有的老师我很喜欢，既有学问，又没有架子。比如，有一个老师没有教过我，当时我做他的助教。他开一门课，你帮助他了解学生的要求啊。还有的课指定导师，也要帮他负责学生的事情，还有整理资料啊，做注释啊。当时有一个老师，叫葛传椝，很幽默，实事求是，没有架子。他知道的都能够教给你。大家都很喜欢他，特别是像我这样底子比较差的。真是不简单的，很佩服他。他大学也没有毕业，但是在复旦能站得住。还有一个老师叫林同济，我也非常佩服他。他上两门课，教作文和英国文学。水平一流，可以说现在大学里也很少找得到。什么东西都能教，都教得好。英文非常漂亮。上他的课是一种享受。还有两位是我的导师，我也非常感谢他们。一个是杨岂深，当时是英文系的主任，我在复旦做助教时，承蒙他担当我的导师。非常严格，看见他非常怕，从来不笑。但是还是非常感谢他。对我很有帮助。他带了三个教师。一个是当时的副主任，后来到市里面做领导去了。还有一个，当时是总支书记，是南大毕业的，是搞文学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他们都是讲师，都是领导。只有我一个是助教。有一次有一个机会，当时有一个翻译任务，是翻译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尽管苦的不得了，但是至今还很感谢他，学到的一点翻译上的雕虫小技，就是那时候学出来的。还有一个叫杨必，是杨绛的妹妹，水平高得不得了。当时我的翻译请她指导的。很感谢她。这几位老师与我接触比较多。
采访人：您选择语法方向，这么多年坚持下来的动力何在？
张月祥教授：我们过去搞科研，并不是看自己的想法。以前并不是自己选择的，而是按照领导安排的，包括上课的安排。我们的工作不知道调过多少次，上过各种课。我怎么会上语法呢？后来章振邦先生做系主任的时候，上面希望搞一点科研，语言方面搞点名堂出来，想搞一个新一点的语法教材。当时British Council来了两个专家，一个叫Leech，还有一个编过一套书，叫British English Units。写的人都是非常有名的。Leech就是这本书的general editor。他们给我们讲语法和教学法，宣传他们的两本书。他们来做讲座，不是随便能听的，每个大学有名额限制。我当时在教材组，没有资格听。当时参加讲座的都是各个大学的骨干。一个星期听讲座，脱产，上午下午都听。当时章振邦老师为我争取了一个机会，作为旁听生。就像上课一样，要点名的。解放以后，这是第一次外国专家做讲座，非常隆重。听了以后，章振邦老师觉得有很多新的东西，觉得和过去的语法不大一样。后来又开了两次座谈会，Leech也参加，这个人是个学者，也实事求是。在这个基础上，章先生觉得这个问题可以深入。正好上面要求章振邦先生主持组织语法教材编写。当时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应该到北京去，像张道真学，按照他的编；一派认为要写新的。不统一。后来决定要编新的，成立了语法教研组。那是一个艰苦的历程，真是非常艰苦的历程。首先写两篇大文章，就关于时和态、限定词写两篇大文章。两篇文章写得出来吗？我们经过反复讨论。写出来以后反映非常热烈，开了很多讨论会。我们在市里面做报告，上海电视台专门开辟一个节目，讲语法上的新的体会，这个节目还得了奖。实况实播，用英语讲。讲了很多次。这个成功以后，我们写了小册子。先是在校印刷厂。反响很好，后来译文出版社出版。当时的销量第一次印刷10万册。在这个基础上，才开始编写《新编英语语法教程》。成立了理论教研室。成立这个教研室是非常隆重的。胡孟浩院长指定我做这个教研室的主任。我是一面学，一面写。
采访人：您对现在英语学科教学理念、课程设置有什么看法？您对英语学科的发展有什么看法？我们现在青年教师怎样才能把课上好？
张月祥教授：现在的情况和我们当时不一样。我们过去时间都花在教学科研上。就是出去作讲座，我们也都是自己花钱乘公共汽车的，没有什么报酬的。作为一个教师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中去，和现在是不一样的。现在诱惑比较多。年轻教师在上海要买房，这是实际情况。用以前的标准要求现在的教师是不现实的。但是教师还是要像个教师，还是要对学生负责，要对学校负责，要对整个国家的教育事业负责。上课就要认真的上，不能马马虎虎。基本的东西还是有底线的。教师首先上课要上好，然后科研要好。如果上课上不好，或者不好好上课，就不行。现在学校是“科研教学型”，但是作为学校，基本职责是上课。如果只会科研不会上课，就该到研究所。我们做学生的时候，大部分老师上课都是一流的。各有各的长处。所有的老师都上课认真，真的是少有的。尽管有的老师发音不好，但是很认真。上课还是要抓。现在科研好像总比教学要高一档，尽管强调科研，但是课还是要上好。年轻教师教书还是要教得好。当然科研不能放弃。科研放掉了，教学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采访人：现在英语学院的语法课是国家级精品课程，但是在课程设置上，现在是上大班课。现在强调交际教学，淡化语法，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张月祥教授：章振邦先生也谈过这个问题。他写了一篇文章，也谈过淡化语法。提这个问题的人本身就不懂语法。什么叫淡化语法？语法是基本功，语法不是全部，是语言学习的一个部分，是一点点，但是缺了这个部分，整个语言能力就不行。除非从小是在外国长大的。虽然不要像过去一样，语法只是语言学习的一部分。提出淡化语法是实用主义。否则不用到大学里学。在大学学专业英语，如果没有这个基本功，将来没有什么底气。我现在在出版社工作，帮他们看稿子，有时候开会，我发表我的意见。我总是意见很多。很多稿子主编都是名家，别的不说，语法错得不像话。还要淡化语法吗？说淡化语法本身就是不懂语言的人。懂语法的人就说语法是语言中的一部分，而且是一小部分。好多人以为自己语法已经很好了。有的人以为语法很简单，不学也可以。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我过去在英语学院时，那些年青教师，就要叫他们好好学。过去我有一个设想，每一个英语学院的教师从助教开始至少要上一年语法课。不管你学什么，翻译的，口语的，听力的。过去自己学的是不够的，上一年可以提高一步。能够上两年是更好。千万不要认为是浪费时光，对你自己大有好处。我自己的体会，作为一个教师，首先是基本功，即听、说、读、写、译。首先问问自己基本功怎们样？如果基本功好，发展就会很好。如果基本功不好，过了十年二十年，还是会出笑话。如果基本功扎实，可能会出现问题，但是绝不会出笑话。我看稿子，觉得太不应该了。我们自己的稿子出去，我自己要把好关，在基本的方面绝对不能出差错。建议你们好好教语法，将来发展大有好处。
采访人：谢谢您结合您的经历给我们谈了您的学习和教书育人，还有对上外英语学科的一些想法，非常感谢您。
采访人：葛忆翔 马乐东
整理：葛忆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