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岭南大学孙艺风教授应邀来我院讲学
2015年6月1-3日，香港岭南大学翻译系孙艺风教授应邀做客英语学院“海外名家系列讲座”，为我院师生作了四场精彩的英文讲座。讲座由院长查明建教授主持。
6月1日晚，孙艺风教授在虹口校区作了第一场讲座，题为“Translation andCross-cultural Anxiety”。讲座一开始，孙艺风教授提出了“异域他者”（foreignotherness）概念。孙教授首先对这一概念作了厘清：一提到“异域他者”，我们就习惯性地联想到西方。殊不知，我们自身的历史和少数民族也是“异域他者”。我们在与“异域他者”进行跨文化交流的时候，恰恰是发现自我、更好地了解别人的过程，更是学习的过程。翻译活动作为跨文化交流，充满了“他者”的痕迹。而对于译文的可读性（intelligibility）问题，孙教授指出：同一篇翻译文本，对于不同层次的读者而言，会呈现出不同层次的可读性。译者以自己的方式读懂原作，再付诸翻译，这其实已经是在解释（interpretation）了。理想的译者，应当保留原作字里行间包含的各种解读可能性，并将丰富的信息传递给身处特定政治文化的目标读者。随后，孙教授引入“共通性”（sameness）概念。翻译时，译者不断寻求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共通性，以求译文具有较高的可读性。译者在“他者”和“共通性”之间努力，使译文在异域和本土之间具有更强的张力，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目标读者的思维模式。译文中的异域因素以及“异化”的翻译策略，可以丰富目标语文化的词汇（expand the language）, 应当受到欢迎。鲁迅就主张“异化翻译”。接下来，孙老师详细论述了“他者”（otherness）这一概念。“他者”包含文化、政治和美学等方方面面。我们每个人似乎都倾向于以自我经验为参照物，并以此作为基准来投射到他者身上，于是感到不适。然而，他者以及外部世界有时是危险的。比如，原语国家的意识形态会给目标语国家带来潜在的危险。于是，对于译者而言，如何处理他者问题是个很大的挑战。很多时候，译者会习惯性地区分原文中的“好”与“不好”（good and evil），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文化保护”（cultural protection）的状态，甚至视“他者”为魔鬼（devil），于是对原文进行改编删减。翻译活动不可避免地面临“文化他者”（cultural otherness）的问题。鉴于“文化他者”之间缺少普遍沟通的可能性，又鉴于文化都是多元复杂的，在翻译的过程中，原文词句的“能指”和“所指”（signifier and signified）在目标语中不可能得到完全表达。故翻译的效果不仅仅取决于译者，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目标语读者：译者和目标语读者都应努力在目标语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增强对“异域他者”的理解，从而将原文句段的丰富涵义融入目标语的政治文化语境之中。译文体现着原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之间的错位（displacement），而正是这种错位为读者提供了多种解读的可能性。欲与“他者”建立亲密的语言文化联系，译者需要在“自我”（self）和“他者”之间往复涉入，使“自我”和“他者”合一。对于“归化”（localization）问题，孙教授认为，目标语读者在阅读译文、感受异域文化时，不会字字句句都读懂，而是会有意识地感受不适（uncomfortable consciousness）。不同的读者就同一译文的不同句段的阅读感受大相径庭，他们会有意或无意地将这些碎片感受整合起来，从而将译文归化到自己的理解层面上。同样，不同译者会侧重原文的不同字句与段落（touch the different parts of the same texts），引发读者的不同反应。于是，同一篇译文会变得多姿多彩，好似发出不同的声音，给目标语读者提供了多种理解的可能性，使其对待异域文化有着更开放和更包容的态度。
在提问环节，在场的老师和同学踊跃发言，主要问到了孙教授自身的跨文化或经历他者的体验，本领域的研究课题，翻译政策，以及翻译学如何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等。孙教授一一对上述问题作出了精彩的解答。
6月2日晚，孙艺风教授作了第二场讲座，题为“Diaspora and Foreignization: Transnational and Transcultural Spaces”。该场讲座中，孙艺风教授认为：为解决跨文化交际的问题，为化解归化和异化之间旷日持久之争，可另辟新径，将“文化流散”（cultural diaspora）这一概念引入翻译研究。他创造性地提出：翻译活动在本质上是离散的（diasporic）。频繁往返于不同文化之间的译者与作家（cultural translators andcross-cultural writers）其实是以自己的经历在写作。在此基础上，孙教授详述了“真实”（authenticity）概念，并认为：严格意义上的“真实”在翻译中并不存在。如果存在，也只能是完全复制原文字句，此乃极端。从实际情况来看，译文往往扮演传播政治文化的角色，其初衷并非寻求原文的“真实”。多数情况下，译者认为自己有义务将译文与原文保持一致，但却受到多种权力（authorities）的操控，比如赞助人，甚至自己的丈夫与妻子等。此外，“真实”的确应该包含“形式忠实”（formal faithfulness），但忠实并非等同于逐字翻译（literal translation）。无论是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将译文读者“放逐异域”（to force the target reader into “exile”）的主张，还是韦努蒂（Venuti）具浓重政治色彩的论述，反对“隐形”（invisible）翻译策略，均未能给予异化翻译充分和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从跨文化交流的视角出发，原则上异化翻译是值得肯定的，因为这样可以把译者可能进行的干预和操纵降至最低程度，从而促成译文读者直接体验原作的“真实”形式。其结果不言自明：重大的误解和误译的机会大为减少。但是，如果出现认知偏差或对其处理不当，异化翻译也会导致邯郸学步，造成译文表达荒谬，乃至丧失意义。
如果目标语读者具有“流散经历”（diasporic experiences）的话，那么翻译作为跨文化沟通就会变得非常有意思。孙教授举例子说：前些年《哈利·波特》的中译本一出版，立刻遭到不少具有流散经历的读者字斟句酌地校译与批评。然而，若把时代上溯到清朝，彼时国人大多没有跨文化经历，国人便心甘情愿地把译本当原作来品评。孙教授总结道：这是由于环境变化了，如果目标语读者多有“流散经历”的话，那么译本所呈现的效果将是另一番景象。继而孙教授讲到本雅明“破碎的船只”（a broken vessel）这一比喻。即使把船只的碎片、甚至把最小的碎片一丝不苟地拼接在一起，那么总体来看，它和原来的模样也会有差异。孙教授把这种情况归结为文化差异（cultural difference）。他举了一部莫言小说为例，若将此书原封不动地译为英文，那么结尾部分在异域文化里会显得单薄，于是译者在获得允许的情况下改动了结尾的情节。唯有如此，该小说在异域文化里才能和原作在中国文化里生出同样的精彩。孙教授还坦言，他刚去意大利的时候会努力想象：如果自己是当地人，那么所看到周围景象与初来乍到的异域游客相比，会有哪些不同。这些例子都旨在说明文化差异。
孙教授提出“第三空间”（third space）概念，这一概念和前面提到的“文化流散”息息相关，指一个初出母体文化、初涉异域文化的人所经历的文化张力，此人仿佛进入了既非母体亦非异域文化的“第三空间”，译作亦同。有鉴于此，故译作倾向于明晰化，因为目标语读者总是对理解异域文化怀有恐惧或焦虑感。与翻译相关的文化流散，意味着对文化身份的反思，并且使翻译转向到离散语域，以分析和解决源语与目的语文本之间缺乏联系的问题。孙教授以自身的例子生动地说明了“文化家园”（culturalhome）的涵义：曾在剑桥生活多年，多年后重返旧地，无需寻门问路，街道与建筑的布局仍然深深地刻在脑子里，如此这般，剑桥即为“文化家园”。以此来观翻译：在策略上重新定位目的语读者的“文化家园”，从而避免使作为复制品的译作对原文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大打折扣；译作反映的不仅是原作的本质属性，更重要的是其异域特质。
讲座最后，孙教授提到“文化的旅行”（the travel of culture）。林语堂的英文作品《京华烟云》即为代表：身在异域，用他国语言直接创作关于中国的故事，实为无原文的翻译（translation without asource text）。张爱玲在他国将自己创作的中文作品译文英文，当然，她非常清楚不同文化读者的期待。这些例子生动地解释了何谓“文化的旅行”。
在提问环节，孙教授就“离散”和“第三空间”问题作了进一步解答。本次讲座以“离散”为中心，以“异化翻译”为参照，引领大家开启了一段跨国跨文化的旅行。在这场讲座“旅行”途中，异彩纷呈，对每一个学术概念的阐释都能让听众仿佛在离散空间里被拉扯，从而深入地理解本次讲座所涉及的翻译的本质问题。
6月3日上午，孙艺风教授来到松江校区，为我松江校区的师生作了题为“(Un)translatability andCross-Cultural Readability”的第三场讲座。讲座中，孙教授强调，有些文本是无法被传达（transferable）的，即使被传达或者被翻译出来，也是受到某种操纵（manipulation）的结果。因此，我们绝不能把文本的可译性（translatability）看做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只能达至不完全翻译（incomplete translation），而非完全翻译（complete translation）。如此一来，只要翻译，必有损失，但同时也有所“得”（gain），但是，这种“得”往往不是译者和读者想要的。
可译性和不可译性并非是一条线上的两个端点，并非是绝对的，而是一个范围概念。即，可译性和不可译性都是有限度的，又都是灵活的（elasticity of(un)translatability）。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的关系在本质上互为前提（presuppose each other）。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关键要超越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使得译本能够被理解。因此，孙教授引用德里达（Derrida）的话总结道：翻译既是必要的，同时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意义是不确定的）。
接下来，孙教授对可读性（readability）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译者在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之间超越时，也应当注意译文的可读性。而原文的不可译性可能会毁掉译文的可读性，译者为之焦虑。孙教授举例说，当初毛泽东见到杨宪益时，就对中国古代经典的可译性产生质疑，杨宪益回答道：任何文本都是可译的。当然，这种可译是灵活变通的。
继而，孙教授阐述了（不）可译性和可读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原文的真实性（authenticity）和译文的交际功能（communicative functionality）互不兼容。为了调和这个矛盾，我们只好付诸于厚译法（thick translation），译出很多层次，添加很多注释。但实际情况是，一般读者没有这么多耐心。如果抛掉厚译法，我们就很容易想到被重复了二三十年的论断：翻译就是做决定的过程（translation is adecision-making process）。但很少有人关注这些决定是因何做出的。因此，孙教授说，任何阅读和翻译都是一种暴力，因为这都是读者和译者自己的决定，是独断的。
讲到文学翻译，孙教授认为，文学翻译需要把在跨文化语境中变得模糊的文学性给重现出来，这一过程中，涉及意识形态的因子是可变的，这或许是被政治要求所推动的。孙教授举了我国翻译苏联文学的例子：中苏关系好的时候，大量的苏联革命题材小说被译介到中国，但中苏关系破裂时，该翻译活动随即停止。孙教授随即引出了“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认为这一个概念暗含“调解”（mediation）之意。“文化适应”在翻译研究中特别重要，不同的学者对此概念有不同的定义和使用。为了“文化适应”，肯能会生出一些文化指涉（references），但有些指涉是危险的。比如汉语里的“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和“倾国倾城”等等，这些饱含源语文化的词语如果被直译到目标语文化中去，其文化指涉不仅不能和源语文化相当，更是让目标语读者瞠目结舌。
最后是问答环节。有同学问到“厚译法”的可行性。孙教授坦言，即使我们可以用“厚译法”来尽可能做到完全翻译，但这种译文在实际情况下是非常罕见的。当然有例外，比如余国藩翻译的《西游记》就采用了“厚译法”，有时每页的注释部分比正文还多。另有同学问到“对等”（equivalence）概念，孙教授回答，在译界早已成为陈词滥调的“对等”往往把人引入歧途，因为这一概念给译者和读者一种错误的安全感，认为我们可以在目标语的语汇中找出完全与原文对等的词句。比如，有人认为中文的“表”和英文的“watch”对等，但是中文的“表”还有其他含义，而这些含义是“watch”所不具备的。他引述本雅明的论断解释道：所有的语言都是有局限的，翻译与所有语言的局限性有关。最后有同学问到孙教授对翻译歇后语喜欢用的方法。孙教授答，这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文本和情境。本次讲座继续探讨跨文化交际和翻译的根本问题，帮助同学们深入理解了可译性、不可译性与可读性之间复杂的动态关系。孙教授旁征博引，用丰富生动的事例来引领大家对此问题的思考，反响强烈，掌声不断。
6月3日下午，孙艺风教授在松江校区作了最后一场讲座，题为“Translation in the Age of Glocalization”。在这次讲座中，孙教授首先指出，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本土力量潜在地改变我们对翻译所起作用的看法。全球化和本土化实乃两股对立力量。在我们日常交流的方方面面，全球化把多元文化的人群聚集在一起，于是不同文化开始交流并碰撞。孙教授特别提到了“本土知识”（local knowledge）这一概念，认为本土知识对全球交流而言是必不可少的，而翻译则大大促成了全球普遍性（universalism）。“本土知识”和“可达性”（accessibility）息息相关，孙教授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当外国船只即将上岸时，岸上的引导员会引导船长靠岸，因为引导员具有“本土知识”。这样一来，交流的可达性就增强，翻译亦同。全球化导致了同质化（homogenization）和本土抵抗（local resistance）同时发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翻译的反应是不同的，在全球政治博弈的大环境下，翻译总是逃脱不了国家利益。就此，孙教授举例说：十年前，国外很多媒体的头条都是关于中国的负面新闻，但至少可以说明中国开始受到重视。
孙教授在解释“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时，提到英语在风靡全球的同时，也创造出了很多本土英语，其中新加坡英语最为明显。中国本土特色的英语也愈发多了起来，这主要因为我们需要英译大量中国的文化和政治话语，因国家政策的缘故，加之精通汉语的外国译者凤毛麟角，中国人只好自己译。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有时会蔑视源语文化，认为如果原封不动地表现源语文化，那么目标语读者就会很难理解，于是删减原文。傅东华在翻译《飘》（Gone with the Wind）时就删去了原文很多心理描写，而这些心理描写并非是不可译的。简而言之，翻译是部分本土化，而非完全本土化。在某种程度上，任何翻译都是经本地加工过的（locally processed）。对此，孙教授说：语料库翻译学已经有大量的实证分析表明译文比原文更加明晰，这就是翻译本地化的证据之一。
提到“改编”（adaptation），孙教授说：尽管改编原作的好处显而易见，但从根本上来讲，对跨文化交流是有害的。形形色色的改编代表着一种文化殖民，阻止了目标语读者体验真实的异域他者。孙教授强调，翻译可能是改编，但不能说翻译就是改编。改编可以删减人物，可以将文本变成电视片，但翻译可以这样吗？或许不能。本土化亦是翻译文本遭本地“编辑操控”（editorial control）的表现。“编辑操控”事实上就是就是审查制度（censorship），规定着什么可以翻译，什么不可以翻译，以及如何翻译等等。
孙教授还详述了“文化含义”（cultural meaning）这一概念，认为“文化含义”始于人们的文化联想，比如中国人的“枯藤”、“老树”和“昏鸦”等，引起本土读者和异域读者的文化联想是大不相同的。翻译实际上就是关乎于不同层面和不同程度的不同。
最后提到了“文本互涉”（intertextual relations）, 孙教授举例说：如果说写一篇文章参考了十篇其他文章，那么实际上这篇文章指涉了多种文本。唯有了解被指涉的文本，才能理解这一篇文章的涵义。再比如，中国的佛教文本指涉着众多文本，如果将其译为英语，西方人将不知所云。
问答环节里，有同学问到“流散想象”（diasporic imagination）的含义。孙教授建议首先要理解翻译的距离，然后对异域他者进行感同身受式地想象和体验。就像一个无神论者看到他人信教，怎么都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会信教，但如果我们能设身处地地想象，就不难理解了。还有老师问到近期中国书展在美国遭受遇冷的情况，孙教授回答：中国和美国有两套自成体系的知识系统，美国人只有进入了“流散知识”（diasporic knowledge）才能理解中国，但这需要花一些时间。本次精彩的讲座阐述了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的张力，将翻译在这种张力下的运动也生动地揭示了出来。
孙艺风教授学术视野广阔，翻译理论和文化研究理论功底深厚，他的四场讲座，围绕着全球化时代翻译的跨文化焦虑、跨文化空间、跨文化可读性等问题，探讨了当代翻译研究的诸多前沿课题，新意迭出，精彩纷呈，启人心智。他对翻译跨文化性问题的哲学思考和理论思辨，让同学们领略到翻译研究的学术性和思想性的维度和深度。此外，孙艺风教授优雅、地道的英文表达，精确严谨的措辞，深厚的英文修养，也令同学们倾慕不已。（英语学院宋歌）
